墓畔回忆录,夏多布里昂

这时,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亲手给我写下了下面这些话: 我收到了您的短封,亲爱的子爵。我将非常高兴明天十点左右能见到您,如果这个时间对您适合的话。 愿我们历来的、真诚的友谊常青。 德·波利尼亚克王子 这张便条对我来说,不像个好预兆;他那外交辞令上的保留语气令我担心会遭到国王的拒绝。在我再熟悉不过的内阁,我找到了德·波利尼亚王子。他朝我跑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从他内心里抒发的情感来看,我宁愿相信是真诚的。然后,他把手放在我肩上,我们开始慢慢地从内阁花园中的长廊这一端走到另一端,来回走着。他说他不能接受我的辞呈,国王不同意,我得返回罗马去。每次他重复最后这样一句话时,我的心就像撕裂了一样:“为什么,”他对我说道,“为什么您不愿意像拉·费隆内和波利塔斯那样同我共事呢?我难道不是您的朋友吗?在罗马,我会给您想要的一切的;在法国,您会比大臣更大臣,我会听您的建议的。您如果要退下来,那会引起新的分裂的。您不想让政府造成损失吧?如果您坚持要退休,国王会生气的。亲爱的子爵,我求您了,别做傻事。” 我回答道,我不会做一件傻事,我做事有充分的理由。我还说他的内阁太不得人心,偏见是不会公正的,然而偏见的确存在。我还说,整个法国必得实行大众的自由,而我正是这些自由的捍卫者,我不可能同站在自由一边的敌人乘坐同一条船起航。在这次辩论中,我相当尴尬,因为实际上,我对新内阁不能马上提出什么异议,我只能在将来某个时候他们能否认什么时才能向他们发起攻击。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发誓说,他喜欢宪章①并不亚于我;但他是以他的方式来喜欢它的,他喜欢它近似于过分。不幸的是,对于一个名誉受到了玷污的姑娘,而你对她还脉脉温情,那对她有多少用处呢? ①指法国一八一四年的宪章。 谈话围绕着同一话题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德·波利尼亚克结束谈话时对我这样说道,如果我同意继任旧职,国王就会高兴地接见我,并听取我想同他说的反对他那位部长的话;但如果我坚持辞职,国王陛下则会认为他没有必要接见我,因为他和我之间的一场谈话只会是不愉快的事情。 我反驳说:“那么,瞧着吧,王子殿下,我的辞呈就算呈上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出尔反尔过;既然国王认为接见他的一位忠臣不适合,那么我就不坚持了。”讲了这些话之后,我便出来了。我请王子殿下重新委派拉瓦尔公爵先生去罗马当大使,如果他还愿意承担此职,那时我将向他办理有关移交手续。然后,我步行走上了荣军院大道,那是通向我的诊所的大道。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当我离开德·波利尼亚克时,他在我看来,在这种不可动摇的信任中,使得他明显地变得哑口无言,而这种哑口无言足可以扼死一个帝国的。 我辞去罗马大使的决定已经下达,我便给教皇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圣父: 作为一八二三年法国的外交部长,我有幸担当了已故国王路易十八的代言人,他让陛下登上了圣皮埃尔的宝座。作为查理十世陛下驻罗马的大使,我更有幸看到了您洪福齐天登上了教皇皇位,并且聆听了您对我说的那番话,那是我一生的光荣。在结束我有幸在您身边担任的高级使命时,我来向您证实一下那些我不断了解到的要害憾事。圣父,对您的善行善举,我要向您表示忠诚的感激,同时我还请求您赐我使徒的祝福。 顺致崇高、忠诚的敬礼! 您最谦卑、顺从的奴仆 夏多布里昂 经过好几天时间的搜肠刮肚,我在我的于蒂克①中总算搞出了些眉目;我写了一些信,用来拆毁我花了那么多的爱心修建起来的大厦。像一个人的死亡一样,这些都是一些细节,关系到家庭的、家族的活动;在一个梦的死亡里,毁灭这个梦的现实是更使人心碎的。永远的流放在罗马的废墟里曾经是我的幻想。像但丁②一样,我曾作好了安排,不再回到我的祖国去。这些有关遗嘱的明确解释,对《回忆录》的读者来说,不会有兴趣的;而对我来说,它却相反。年老的鸟儿从它避难的树枝上掉了下来,那是它离开它的生命走向死亡;它被流水带走,那也只是变成河流的一部分。 ①公元前四十六年,继法尔萨尔之后,小卡通在于蒂克被赐死。于蒂克,非洲北部城市。 ②但丁(Dante,一二六五—一三二一),意大利作家,政治家。 报纸上的溜须拍马 当一群燕子要出发时,总有一只要先飞出来,通报其他燕子马上就要出发。我第一个展翅飞翔,赶在公正无私飞行的前面。报纸对我备加赞扬,它们让我入迷了吗?一点都不会。我朋友中的一些人用保证我会成为首相的话来安慰我,说这一局玩得那么爽快,会决定我的未来:他们以为我有那种野心,其实我想都没有想过。我不明白,一个人只要同我共同生活一个星期,而且很融洽,他不会不发现我缺少的正是这种激情——这种激情是能把人推到政治生涯的最高位置的。我时刻在寻找退休的机会,我之所以对罗马大使馆那么感兴趣,正是因为它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它是个退隐的好处所。 说到底,我把对立面推得那么远,我在内心深处有某种不安的感觉,我将不得不成为焦点、中心和靶子;我被吓坏了,这种恐惧增加了我对失去了的宁静避难所的惋惜。 不管怎么说,在走下祭坛的偶像前要多烧香。德·拉马丁先生,法兰西新的、光辉的典范,就法兰西科学院候选资格①问题给我写了信,那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①以接替达吕的位置。拉马丁在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五日当选。 德·拉·诺②来我家里待了一些时候。他对我说,他离开了您,耽误了您一些用来在法国建立一座纪念碑的宝贵时间。您的每一次自愿的、勇敢的免职都能给您的姓氏增添荣耀,为您的国家增添荣誉。 ②德·拉·诺(deLaNoue,一五三一—一五九一),法国剧作家。 《诗人的沉思》的作者这封珍贵的信收到之后,马上便收到了德,拉克雷泰尔先生的信。他对我写道: 他们竞选择了这么个时候来侮辱您!您,是个鞠躬尽瘁的人,对您来说,卓越的工作比高尚的行为更值钱!您的辞职同选定新的部长,在我看来,这两件事事先就联系在一起的。您的献身精神使我们亲密无间,如同波拿巴用他的胜利赢得我们的好感一样。但是,他手下有很多人,而您没有那么多的追随者。 两个很有功德,很有文学功底的作家,阿贝尔·雷米扎先生和圣马丹先生①,起来反对我时只是软弱了一点,他们是同德·达马斯男爵先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设想他们对于蔑视社会地位的这些人有些恼火: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不应原谅那些蛮横无礼的人。 ①阿贝尔·雷米扎(AbelRemusat)和圣马丹(SaintMartin)都是东方学者、极端保皇党人。 基佐先生赏脸亲自参观了我的住所。他认为能够越过大自然设置在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走近我,对我讲了他应该讲的话:“先生,真是今非昔比啊。”在今年,基佐先生需要我帮他竞选,我便给利西厄地区的选民写了信,他被提名了。德·巴罗格里②先生为此给我写了一封短信: ②阿希尔·德·巴罗格里公爵(AchilledeBroglie,一七八五—一八七○),娶了斯塔尔夫人的女儿阿尔贝蒂娜(Albertine)。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先生,感谢您给我写信。我很好地用上了这封信,就像应该做的那样,而且我坚信,像一切来自于您的东西一样,它将结出硕果,结出有益的果实。就我而言,如果只牵涉到我自己,我同样地感谢您,因为没有任何事件会让我看得更重要,也不会让我产生更大的兴趣。 七月的日日夜夜让基佐先生当上了众议员,由此我成了他政治上高升的部分因素:卑贱者的祈祷有时候是会让上天听到的。 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第一批同事 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第一批同事是德·布尔蒙先生,德·拉·布尔多内先生,德·夏布洛尔先生,库瓦齐埃先生和蒙特贝尔先生。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在根特①从国王家里出来下楼时,在楼梯下面遇见了一个身着礼服、脚穿沾满泥浆的长统靴的人,他正要上楼去见国王。从他的精神面貌,从他的机敏灵巧,从他那温和、漂亮、像游蛇似的眼睛,我认出他就是德·布尔蒙将军。他于十四号脱离了波拿巴的军队。德·布尔蒙伯爵是一位优秀的军官,擅长于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但他是属于这种人中的一个:身居高位,看得见障碍却无法克服它,原因是被人家指挥而不是指挥人家。幸运的是,在他的征途中,阿尔及尔会给他留下一个好名声。 ①比利时城市。 德·拉·布尔多内伯爵,过去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最难相处的人,你一靠近他,他就会对你尥蹶子;他在议院里攻击演讲者,就像在农村里谩骂他的邻居一样;他会因为一句话,跟你闹翻天,比如为了排水沟什么的,他会同你打官司。我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当天上午,他就跑来告诉我说,他要同我绝交:·因为我当了大臣。我笑了,任这个无赖撒泼;他也笑了,活像个泄气的赖皮狗。 德·蒙特贝尔先生先是公共教育大臣,后来德·布尔多内先生退休时,德·蒙特贝尔先生便在内部取代了他。而盖尔农——朗维尔先生则取代德·蒙特贝尔先生当了公共教育大臣。 双方都在准备开战:大臣一方出版了一些讽刺小册子,反对代议制;反对派组织了起来,并扬言:如果违反宪章,就拒绝纳税。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布列塔尼联盟”的组织来对抗政府:我的那些同乡常常在最近的革命行动中采取主动行动,在布列塔尼人的脑瓜子里有着我们那半岛上特有的肆虐海岸的“劲风”。 一份其宗旨是推翻旧王朝的报纸大大鼓起了人们的士气。年轻而又英俊的书商索特莱早有自杀的企图,几次想用显赫的方式为他的党英勇献身。他曾负责共和国的文库工作的管理;梯也尔先生、米涅先生和卡雷尔先生是编辑。《国民报》①的老板塔莱朗王子没给金库里带来一分钱,他扔进金库里的只是一份背叛和腐化,只是污染了报纸的精神。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梯也尔先生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①这是共和国文库报纸的名称。 先生: 不知道一份开创的报纸是不是会做到它应该做的那样,我把第一期《国民报》先寄给您。我所有的同事和我一起,请您赏脸予以评断,不是作为订户,而是作为义务评论者。如果在第一篇文章里——那是我极为关注的文章——我成功地表达了您赞成的见解,我就放心了,也能肯定我的路走对了。 先生,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 阿·梯也尔 我会回过头来谈谈《国民报》的编辑们的,我会说说我是怎样认识他们的;但现在我要单独谈谈卡雷尔先生。他是梯也尔先生和米涅先生的上司,在我同他有来往的时候,他能单纯地看待自己,由于他在作家中后来居上,他用他的剑维护着那些文人“拔”①出来的观点。 ①这些文人满足于“拔”出那些观点,而他,“拔”出了他的剑:是不是应这样来理解? 远征阿尔及尔 在打算进行一场战争的时候,远征阿尔及尔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作战大臣布尔蒙将军被任命为这次远征的首脑:他预料即将要发生政变,难道他想逃避这次政变的责任吗?从他的过去和他的手段来看,这是极有可能的;这对查理十世来说,是个不幸。如果不幸发生期间,将军留在巴黎,作战大臣的职位就不会落人到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手中;德·布尔蒙先生无疑会把全部皇家军队集中到巴黎来;他会筹集必要的资金和给养,让土兵什么也不缺。 我们的海军在纳瓦兰②战役后,经过休整,从法国过去被荒废的各个海港出发了;锚地上挤满了开航远去的舰队船只。蒸汽船,人类天才的发明,来来往往在各师之间传达命令,像美人鱼,像海军上将的助手,活跃在军营之中。王太子③站在岸边,市民和乡民也来到了那里。他,这位王太子,把他的亲人、西班牙国王从革命中挽救出来以后,看到旭日东升,基督徒们也应得到解脱,但他是不是能以为接近大功告成了呢? ②指一八二七年十月英法俄与土埃之间的战争。 ③指昂古莱梅(Angouleme)。 现在再也不是卡特琳·德·麦迪西请求土耳其把阿尔及尔王国当作封地授与亨利三世的时代了,也不是为人作嫁的时代了!阿尔及尔将成为我们的掌上明珠,我们的战利品,不用得到任何人的允许,不用担心英国敢阻止我们去夺取这座“皇宫”;这却能使人想起夏尔五世和他的财产的变化。这对聚集在这里欢呼的法国群众、欢呼博絮埃的群众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和巨大的幸福。豪华的大船准备用船头拉开环链时,海雕的叫声使胜利的欢呼声更加高涨。当欢呼声里喊道:未来的成就属于伟大的国王时,就像将来有一天在他的坟墓里对他安慰道,他的家族已散布四方: 你在征服者面前,要么屈服,要么倒下,阿尔及尔,你堆满了基督徒的尸体。你在你那颗吝啬的心里说:我用我的法规守住我的大海,国民是我胜利之本。你的战船的轻捷让你信心十足,但是,你将看到你会在你的舷侧受到攻击,就像你要到悬崖上的鸟窝里去抓一只正在喂它的孩子的迷人的鸟儿一样,你也要受到攻击。你现在交还了你的奴隶。路易已经砸碎了枷锁,你的枷锁使奴隶们受不了了,他们在光荣的帝国里生来就是自由的。惊讶的水手们事先就大声叫道:“谁像蒂尔?然而她在大海中已自杀身亡①。” ①玛丽·泰雷兹(Msrie-Teerese)王后葬礼上的祷词。 精彩的话语!你没有能够推迟王位的崩溃吧?国民们朝他们自己的命运走去,像但丁的某些影子一样,要他们停下来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幸福之中。 这些战船给努迷蒂的大海带来了自由,也带走了合法性;这支在白帆下的舰队,是君主政体的开航出海,它远离了圣路易上船时的港口,那时死神在加太基正叫他。从阿尔及尔苦役犯监狱里释放的奴隶们,那些把你们送回你们国家的人却失去了他们自己的祖国,那些把你们从永久的流放中解救出来的人们自己却遭到了驱逐。这支庞大船队的主人乘坐一只小船穿过大海逃了,但法兰西可以对他说科内利对蓬佩说过的话:“这是我财产的杰作,而不是你的,我看你现在龟缩在一叶小小的可怜的扁舟上;而你却想划着它与五百只战船一起航行①。” ①普吕塔克的《蓬佩的一生》。 这群聚集在土伦海岸上的人群目送着开往非洲的这支舰队;这群人中没有我的朋友吗?德·勒·普莱西,我姐夫的兄弟②,不是在船上接待一位漂亮的女士吗?那位女士是勒诺芒太太,她在等着从尚波利翁返回的朋友。这次对非洲的突然进击带来了什么结果呢?还是听听我的同乡、德·潘奥昂先生怎么说吧:“自从我们看到这同一面旗帜在这些同样的海岸对面五百只战船上空飘扬以来,还不到两个月,六万士兵就急不可耐想去非洲战场上大展拳脚了。到今天,几个病人,几个伤员艰难地行走在我们三桅战舰的甲板上,这是战舰上的唯一随员了。……在哨兵拿起武器,像往常一样向这面旗帜的升降致敬时,甲板上的一切谈话声便戛然而止。我也马上脱帽,带着只有在年老的国王本人面前那种无比的崇敬行礼。而在我的心底里,我是跪在深遭不幸的陛下面前的;我是悲伤地看到了这种不幸的迹象的③。” ②安娜·比松·德·拉维涅(AnneBuissondeLavigne),夏多布里昂的姐姐,一七八九年嫁给了埃尔韦·德·勒·普莱西。普莱西骑士,海军军官,是埃尔韦伯爵的弟弟。 ③《一位作战参谋军官的回忆录》,由巴舒·德·潘奥昂男爵著。 一八三○年会议的召开——进谏——解散议会 一八三○年的会议在三月二日召开,关于王位问题的演说使得国王开口说话了:“如果这些罪恶的阴谋对我的政府造成了我不能也不愿预见到的障碍,我会找到一支力量来克服它们的。”查理十世讲这番话时的语气,就像一个男子,在通常的情况下又害羞又温和,在偶尔的情况下勃然大怒,声色俱厉:讲话的声音提得越高,解决的办法越显得南风不竟。 作为辩白的进谏书是由艾蒂安先生和基佐先生起草的,上面说道:“陛下,宪章跟法律一样,它认可国家有权干预公益事业的审议。这种干预应把您的政府方面的长期资助和人民的意愿变成公共事业的正规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陛下,我们的忠诚,我们的献身精神使得我们不得不向您挑明:这种资助并不存在。” 进谏书以二百二十一票对一百八十一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德·洛热利尔先生的修正案去掉了“拒绝资助”这句话;这个修正案只获得二十八票。如果那二百二十一票早能预测投票结果,进谏书可能被否决了。为什么上帝不能偶尔把盖住未来的面纱揭起一角!但它确实给了某些人一种预感;但是他们并没有十分看清他们应走的道路;他们害怕挨骂,或者,如果他们按他们的预感行事,怕别人不会相信他们。上天没有挑明问题的关键;当一个人忍受了巨大的挫败以后,他就会成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这抱负延伸在总体的计划中,展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而又在我们的后代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国王在回复进谏书时,表示他的解决方案不会变,也就是说他不会解除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职务。议会解散了:德·佩罗内先生和德·尚特洛兹先生取代德·夏布洛尔先生和库瓦齐埃先生,让他们退休:卡佩尔先生任贸易大臣。在他周围还有二十来位先生能当大臣;还可以把德·维莱尔先生召回,还可以任用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德·维莱尔先生下台以后,当修道院院长弗雷西诺奉命要我去当公共教育大臣时,我就向国王推荐了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可是不行,他们害怕有能力的人。在他们追求庸才的热潮中,似乎是要使法兰西蒙羞似的,他们要寻找它所拥有的更加无能的人来当它的头。盖尔农先生是那些不为人了解的人当中最勇敢的人,他们发现了他,然而王太子却恳求德·尚特洛兹先生去拯救他的君主制度。 根据议会解散后的安排,一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召开了区级头头会议,省级头头会议在七月三日召开,在制止长房分支毁灭前仅仅二十七天。 那些十分活跃的党团把什么都推向了极端:极端保皇党人扬言要对王国实行去政;共和党人则想建立有个督政府的共和国或国民公会下的共和国。这个党的《论坛》报出版后,其发行量超过了《国民报》。全国大部分人还是要实行合理的君主政体,但要放开,要摆脱宫廷的影响。野心勃勃的人活跃了起来,每一个人都想当部长:雷雨过后,百虫逞能。 那些想迫使查理十世成为立宪君主的人,觉得他们合情合理。他们认为自己十分合理合法,但他们忽视了人的脆弱性,王权可以受到猛烈攻击,而国王本人却不行:他失去的是我们,而不是他的制度。 新议院——我动身去迪耶普——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我回到巴黎——路途中的思索——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新议院的代表都已到达巴黎。原二百二十一个代表中有二百零二人再次当选;反对党获得二百七十票,内阁一百四十五票,王权那部分全部丧失。选举结果自然是内阁隐退:查理十世执意冒犯一切,政变已不可避免。 我七月二十六日去迪耶普,早上四点便动身了,那一天正是敕令签发的日子。我相当高兴,很想再去看看大海;但是几小时以后,伴随着我而来的是一场吓人的暴风雨。我吃住在鲁昂,什么也不知道,真后悔没能去参观圣鸟昂,跪在博物馆漂亮的圣母像面前回忆着拉斐尔和罗马。第二天,二十七日中午时分,我到达迪耶普。我下榻在我以前的公使馆秘书为我安排的旅馆里。我穿好衣服就去找雷卡米耶夫人。她住在一套窗户朝沙滩开的套房里。我在那儿聊天、看波涛,不知不觉过了好几个小时。突然,亚森特先生来了;他给我带来了德·布瓦西先生①收到的一封信;信中对发布的敕令大加赞赏。过了一会,我的老朋友②巴朗谢进来了。他从驿车上下来,手里拿了一些报纸。我打开《箴言报》看了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上面都是官方的文件;还说一个政府故意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跳楼!”我向亚森特要了几匹马要返回巴黎去。晚上七点左右我登上了马车,把我的朋友们留在那里惶恐不安。一个月以来,常有政变的传闻,但谁也没有理会这种看来荒谬的议论。查理十世向来生活在王位的幻象之中:王子们四周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安澜,使得他们不去看现实的东西,而去看天上的虚幻景象。 ①德·布瓦西法国贵族院议员,以前他是夏多布里昂在伦敦的使馆秘书。 ②原文为“我过去的朋友”,为作者笔误。 我随身带着《箴言报》,一天亮,也就是二十八日,我读了又读,为敕令作些评论。给国王的报告的前言给我留下了两方面的深刻印象:对于新闻界弊端的评价是正确的;但同时这些评论的作者却显得对当今社会的情况完全无知。无疑,自一八一四年以来,持自己观点的大臣们受到了新闻界的骚扰;无疑,新闻界有意控制统治权,迫使君主和议会服从它;无疑,在王朝复辟时期最近这些日子,新闻界只凭自己的热情,不顾法兰西的利益和荣誉,攻击阿尔及尔的远征,对其原因、方式、准备工作、成功还是失败的机遇大加发挥,泄露了武器装备的机密,把我们军队的情况、部队和战船的数量、以至登陆的地点都泄露给了敌人。要是事先把他们谈判的秘密这样泄露出来,或者标明他们的部队的宿营地,里舍利它的主教和波拿巴岂不早把欧洲置于法兰西的脚下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令人可憎的,但是,补救的办法呢?新闻事业在以前是鲜为人知的,人们以前没有看出它的威力,但现在它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它的话语比得上雷击,它是社会的电流。你能不让它存在吗?你越是要压制它,它爆炸起来就更具有威力。那么你得学会与它共存,就像你与蒸汽机为伴一样。你得学会利用它,去除它的危害性,或让它逐渐用于公共的和家庭的用途一点一点地削弱它,或者你逐步地把你的习惯和你的法则同今后支配人类的规律融合在一起。新闻界在某些情况下的无能为力的一个例证就是来自于你对它就阿尔及尔的远征发出的谴责:你不顾新闻自由夺取了阿尔及尔,就像我在一八二三年用这种自由最猛烈的大火发动了西班牙战争那样。 在内阁的这个报告中,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无耻的妄自尊大,即:国王对法律有先决权。那么宪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国王对政府制定的法令可以随意加以改变,那么为什么要用虚假的保证来欺骗人民大众呢?该报告上面的签字人是那么相信他们所说的东西,以致他们几乎不提宪章的第十四款;我曾就这一款提出了有人会把宪章当成自己的私货。他们想到了这一款,但是仅仅是想到而已,并且认为它是法律的累赘。 第一条敕令取消了新闻在各个部门的自由。这是十五年以来警察局在他们的小黑屋子里精心设计的上乘之作。 第二条敕令重写了选举法。这样,两项首要的自由:新闻自由和选举自由彻底地取缔了:这两项自由的取缔,不是通过立法机构制定的法令而是通过这样一条随心所欲的敕令来做出的,虽然制定法令的机构腐败,它制定的法令虽然极不公正,但它却是合法的。这样有五个并不缺乏见识的人,他们、他们的主人、君主政体、法国和欧洲,以史无前例的轻率猛然跌进了深渊。我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情,我期望着有某种抵制,在不推翻王位的前提下迫使王权辞退那些大臣,收回那些敕令。在这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坚决不插手其间,不写、不说反对这些违反宪法措施的东西。 如果外交使团的成员没有对敕令直接施加压力,那么他们是支持这些敕令的。整个欧洲是厌恶我们的宪章的。当敕令的消息传到柏林和维也纳,当他们以为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会取得成果时,昂西隆先生大呼欧洲得救了,德·梅泰尼先生显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接着不久,当德·梅泰尼了解到了真相以后,他沮丧的程度同他原来高兴的程度一样强烈;他说他受骗了,还说舆论是绝对自由的,他早已习惯奥地利宪法那种思想了。 7月敕令颁布后,国会议员的任命便落到了这些人身上:这些人是在候见厅里,通过他们的见解或文章大力支持敕令的。我们从名单上看就是那些最反对代议制的人。是不是甚至就在国王的内阁里,在国王的眼皮底下,起草了这些令人沮丧的文件?是不是在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办公室起草的?是不是在一次仅有大臣参加的会议上,还是在一次有几个反对宪法的帮闲才俊参加的会议上?是不是在重压下,在一次像那种十人①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起草了这些七月决定(按照这些决定,合法的国王被判处在叹息桥上绞死)?还是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这大概是历史永远也不会向我们泄露的。 ①秘密十人委员会,一三一○年创建于威尼斯,到一七九七年,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真正的实权机构。 到吉索尔后,我听到了巴黎暴动的消息和一些令人不安的议论;这些议论表明宪章是多么地为法兰西人民所接受。在蓬图瓦兹,还有更新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不很确切,而且互相矛盾。在埃布莱,驿站没有马,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有人建议我绕过圣德尼,因为走那里会有路障。在库贝瓦,驿站的马车夫摔掉他那件钉着有百合花图案的钮扣的上衣;早上有人朝他经过香榭丽舍大街开往巴黎的敞篷四轮马车开枪,因此,他对我说他不准备带我走那条大街,他要在星形广场栅栏的右边去找托卡德洛的栅栏,从那里就可以看到巴黎了。我看到了飘扬的三色旗,于是我断定那不是骚乱,而是一场革命。我有预感,我的角色变了:我本来是跑来保卫大众自由的,却将要不得不保卫王权了。白色的硝烟在一排排的房屋之间升起;我听到几声炮声和机枪齐射的声音,不时夹杂着警钟的嗡鸣声。我仿佛看到古老的卢浮宫从荒芜的高原上倒了下来;那处高原是由拿破仑指定用来建罗马皇宫的。 我的车子从斜坡上冲下去,穿过耶拿桥,上了沿着尚德马尔斯铺了石板的路。一切都显得很孤寂。我发现一队骑兵站在军校的栅栏前;那些人看起来很悲伤,像是被人忘却了似的。我们走的是荣军院大道和蒙帕纳斯大道,路上遇见了几个行人,他们都吃惊地瞧着一辆驿站马车像平时那样在路上跑。昂佛尔大街已被砍倒的榆树拦住了。 回到我的家门口,邻居们夹道欢迎我回来;对他们来说,我好像是他们的保护神。夏多布里昂夫人对我的返回,既高兴又惊慌不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的早上,我给在迪耶普的雷卡米耶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后还有附言。信的全文如下: 我给您写这封信,但不知道您是否能收到,因为邮车已停开。 我是在隆隆的炮声、枪声和警钟声中进入巴黎的。今天早上,警钟还在响,但我已听不到枪声了。似乎大家正在组织起来,只要敕令不收回,反抗就要继续下去。这就是大臣们违背誓言的直接后果(还不说它的决定性后果)!至少可以看出,大臣们已把他们的错误归咎于王权了。 国民自卫队,巴黎综合科学校,一切都乱套了。我还没有见任何人。您判断一下看,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找到夏大太的吧。像她一样,见过八月十日和九月二日暴乱的人,仍心有余悸。一个团的士兵,第五纵队,已倒向宪章派这一边。很明显,德·波利尼亚克是罪大恶极的,他的无能是一个很蹩脚的托词,有野心又无能,这就是一种罪过。有人说,宫廷准备迁到圣克卢去。 我自己的事不用同您说了;我的处境很艰难,但立场很明确。我不会背叛宪章,更不会背叛国王;我不会背叛自由,更不会背叛合法的王权。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可做;只有等待和为我的国家哭泣。外省会怎么样,现在只有上帝知道;已有人提到鲁昂的起义了。修会要武装朱安党人和西部的保皇党人了。统治者们坚持有什么用?一个敕令和六个无能的家伙足以把我们这个最平静的也是最繁荣的国家变成最混乱不堪也是最不幸的国家。 一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 战火又烧起来了。好像已向卢浮宫开火了,国王的军队固守在那里。我住的郊区也开始暴动了。人们开始谈论着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其首脑会是热拉尔将军、舒尔译尔公爵和德·拉·法耶特先生。 这封信可能发不出去,巴黎已宣布戒严,由马尔蒙元帅替国王掌权。有人说国王已被杀死,但我不信。望您保重,不要过于担心。上帝保佑您墓畔回忆录,夏多布里昂。!我们还会见面的。 中午 这封信是昨天写的,没能发出去。一切都结束了,人民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国王在所有的方面都作了让步,但我担心人们会要他让出王位。我今天早上已写信给皇上。此外,我为我的将来,做了一个令我开心的完美计划。等您到了之后,我们再谈。 我自己马上去邮局发这封信,只怕会要跑遍巴黎。 星期五 七月革命二十六日这一天 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刊登在二十六日的《箴言报》上。秘密保守得很严密,连自己军参谋长、担任值勤的元帅拉居兹①公爵、警察局长芒让先生都没被告之。塞纳省省长也只是看了《箴言报》才知道这些敕令的,副国务秘书先生也是在看了这份报纸后才知道的。然而,正是这些人掌握着各个兵种的武装力量。德·波利尼亚克王子负责代理德·布尔蒙先生大臣的职务,远没有想到要留心敕令这些琐事,二十六日那一天他在军务部主持工程招标会议。 ①拉居兹,即马尔蒙。 二十六日,国王在《箴言报》运到圣克卢之前就打猎去了;他从朗布耶回来已是半夜了。 后来,德·拉居兹公爵收到了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一封短信: 阁下想必知道国王陛下以他的英明和对于民的爱护采取了一些为维护王权和公共轶序的特别措施。在这一关键时期,陛下凭依您的热忱以确保在您管辖的范围内的秩序和平静。 这些最脆弱的人再大胆,也决不会反对一支即将粉碎一个帝国的军队的;这种人的大胆只能用一种幻觉——人们不再认为是危险时刻一个小集团驱使的后果——来解释。报纸的编辑们,在咨询了迪潘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巴尔特先生和梅利洛先生以后,决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发表他们自己的文章,以防让人抓起来,针对敕令的非法性为自己进行辩护。他们聚集在《国民报》的编辑部:梯也尔先生起草了一份抗议,在上面签字的有四十四个编辑,第二天,二十七日早晨,发表在《国民报》和《时代报》上。 黄昏时,几位众议员在德·拉博德家里集中,他们决定在第二天去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家里碰头,即将占领政治舞台的三种权力之中一种第一次在那里出现,其他两种是:君主政体在议会,占据着皇宫;共和派在市政大楼。晚上皇宫前有几次集会;人们朝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汽车扔石头。拉居兹公爵去圣克卢见了国王,他要从朗布耶返回时,国王向他打听了一些巴黎的消息。“年金降了,降了多少?”王太子问道。“三法郎。”这位元帅回答道。“会升上去的。”王太子又说。于是,各自散去。 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 二十七日这一天一开始就不吉利。国王委任拉居兹先生为巴黎总指挥官;这全靠拨给他的那笔肮脏的钱来支撑。这位元帅一点钟便去了卡鲁塞尔广场的自卫军参谋部坐镇指挥。芒让先生派人去抓《国民报》的人,卡雷尔先生奋起反抗,米涅先生和梯也尔先生以为大势已去,那两天躲起来了:梯也尔先生去了蒙莫朗西峡谷,躲在一个叫库尔尚的太太家里。库尔尚太太是两位贝克先生的亲戚;这两个贝克先生,一个在《国民报》工作,另一个在《论坛报》工作。 在《时代报》报社,事情的性质则严重多了。记者中真正的英雄非科斯特先生莫属。 一八二三年,科斯特先生领导着《历史记事报》,被他的同事指控出卖了这份报纸,他奋起反抗,身上还挨了一剑。科斯特先生到外交部去见我,我同他谈到了新闻自由;我对他说:“先生,您知道,我是多么热爱和尊重这个自由啊!可是,当您每天都在攻击王权和宗教的时候,叫我怎样在路易十八面前来捍卫这项自由呢?我请求您,为了您的利益,也让我省点劲,您就不要去破坏这千疮百孑L的壁垒了,说实在的,一个勇敢的人去攻击它应该感到脸红。我们做一笔交易吧:您呢,不要再去攻击那几个自身都难保的老头儿了,王权和宫殿也几乎保护不了他们了;我呢,我拿我的个人作交换,您早晚攻击我好了,您想说我什么就说什么吧,我永远不会抱怨;我自愿作您攻击的目标,但不要把国王当作靶子。” 科斯特先生对我这次会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时代》编辑部里,在博德先生和一位警察分局局长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宪法的争论。 国王在巴黎的检察官,签发了四十四张传票给在抗议书上签了字的记者。 两点左右,革命中的君主政体分裂派像前一天晚上约定的那样,在佩里埃先生家中集合,但是什么事也没有议成。众议员们推迟到了第二天,即二十八日,在奥布里·德·皮拉沃先生家里集中。卡齐米尔·佩利埃先生,是个生活有条理又富裕的人,他不想落在人民的手中,他对通过某种调整后的合法王权仍抱有希望。他激动地对舍朗先生说道:“不搞合法化,你们就会失去我们;你们在让我们离开高级职位。”这种合法的思想到处存在,在两次截然不同的会议上也体现了出来:一次是在卡代——加西库尔先生家开的,另一次是在古尔戈将军家里开的。佩利埃先生是属于这个由一般人民群众和士兵上升为资产阶级的阶级。他有勇气,思想固执;他勇敢地投入革命洪流是为了阻挡它;但他的健康状况使他太关心自己的生活了,他太看重自己的财产了。“对一个老在镜子里照他舌头的人,您要拿他怎么办呢?”德卡泽先生对我说道。 人群里人越来越多,并且似乎有动武的苗头。宪兵队的军官去告诉德·拉居兹元帅,说他的人手不够,他担心会被迫动武。于是,元帅作了军事部署。 二十七日,当军营里接到带武器的命令时已是下午四点半了。巴黎宪兵队在自卫军队几支小分队的支援下,试图恢复里舍利厄大街和圣奥诺雷大街的交通。一支小分队在波尔多公爵大街①受到石子的猛烈袭击。该小分队队长在金字塔街躲过从皇家酒店投出的一块石头以后,便下定了解决问题的决心:他发现住在这酒店里的一位叫福克斯的先生手里端着他的猎枪,在窗口朝经过那里的自卫军队开火,士兵们给以回击,对着这座房子开火,福克斯先生和他的两名仆人当即被击毙。这些英国人,本来龟缩在他们的岛上,却要向其他地方输送革命,你可以看到他们混在世界各地,插手一些与他们无关的事情:比如为了出售一匹白布,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他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置于深重的灾难当中。这位福克斯先生有什么权力朝法国士兵开枪?是不是查理十世触犯了大不列颠的宪法?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玷污了七月战斗的话,那就是一个英国人射出的这颗子弹激发的。 ①今天的七·二九大街,在圣罗克教区。 二十七日这一天的首次战斗直到下午五点左右还没正式开始,天一黑就停止了。军火商把他们的武器给了群众;路灯有的打碎,有的没有点上;三色旗在巴黎圣母院顶上的黑暗中升起;警卫队的拥进;军火库和火药库的夺取;常驻部队步枪手武装的解除,这一切是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在二十八日天亮时进行的,到八点一切都结束了。 革命中的无产者民主党人个个穿着军服或者半裸,拿着武器走在前面,顾不上他们的烦恼和褴褛衣服了。人民,由几处在不同地点聚集的人群中选出来的一些代表在卡代一加西库尔先生家里召开了一次会议。 篡夺党这时还没有出现,它的头头①躲在巴黎以外的地方,他不知道是去圣克卢还是去皇宫。资产阶级政党或君主专制政党的代表们对被运动拖着走表示不满。 ①他后来成了路易·菲利普。 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去了圣克卢,二十八日早上五点让国王签署了巴黎戒严令。 七月二十八日:战斗的一天 二十八日,聚集的人群更多了;人们高呼“宪章万岁!”的口号声还可以听得到,中间还夹杂有“自由万岁!”“打倒波旁王朝!”也有人高喊:“皇帝万岁!”“黑暗中的王子万岁!”在所有革命当中,在老百姓的想象里,这种黑暗中的神秘王子总要出现。于是,回忆与激情一齐涌向心头,毁坏和烧毁法国武器,把武器用绳子绑在毁坏了的路灯柱子上,扯掉驿车车夫和邮差胸前的百合花勋章,公证人取掉了他们的盾形纹章,执达员扯去了他们的帽徽,马车夫扯掉了盖戳的单据,宫廷供应人拒绝送食物。那些以前把拿破仑的鹰饰勋章涂上百合油漆的人,他们只用一块海绵,沾上调稀的胶水就可以去掉那层漆,还帝国的雄风。 德·拉居兹元帅写信给国王说,必须尽快采取绥靖措施,到第二天就太晚了。一位警察局长的使者去问元帅,巴黎是不是确实已宣布戒严,元帅自己一无所知,显得十分惊讶。他跑到内阁总理那里,看到大臣们聚集在一起,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给他重新下达了命令。因为那个践踏世界的人,曾经在一些城市和省份宣布过戒严,查理十世认为可以仿效他。大臣们对元帅说,他们将坐镇卫队的参谋部。 二十八日九点,当时已不是守住一切的时间了,而是要重新夺取一切,可是圣克卢没有一项命令下达下去。元帅下令所有部队离开军营,当时实际上有一部分在前一天夜里已出动了。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能把给养运到卡鲁塞尔总部。因为他们忽视了派重兵把守,军用面包干已被夺走了。德·拉居兹公爵先生,是个有思想有功绩的男人,勇敢的战士,学者,却是一个倒霉的将军,从他可以上千次地看出,一个军事天才在处理内乱时是微不足道的,随便哪一个警官都会比这位元帅更懂得他应该怎么做。也许他的聪明才智被他的往事弄麻木了,他只能在他那赫赫大名的厄运重压下苟延残喘了。 元帅,手下只有一小撮人,他制定的计划,应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去执行。此时,一些纵队已被派往远方作战,另外一支将去夺取市政府大楼。这些部队,在完成维持各地的秩序的行动之后,应该集中到军营里去。勒·卡鲁塞尔坚持在司令部里:那是发布命令和收集情报的地方。一支由瑞士人组成的部队,围着圣婴市场打转,肩负着维持往来在中心和边远地区部队的联络。波蓬库尔军营的士兵分成几个分队,准备随时奔赴召唤他们去的地方。拉图尔——莫布尔将军住在荣军院①内。当他看战事进行不利时,他建议在路易十四大厦里收容残兵败将,他坚信他能把他们养起来,以对付巴黎市民的攻击。过去他把他的人放在帝国的战场上没少受非议,但波罗蒂诺的人知道他会遵守诺言。但是,一名残废老兵的经验和勇气能值几何?这样他的建议没被采纳。 ①他是那里的司令。 在圣夏芒伯爵的指挥下,卫队的第一纵队从玛德莱娜大教堂出发,沿着大路向巴士底狱进发。没走几步,萨拉先生指挥的一个小分队就受到了攻击;该小分队队长是个保皇主义者,他奋起还击,打退了进攻。队伍越往前赶,留在路上的交通驿站一个个离得太远,防守又太薄弱,被人民群众切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在它们之间用伐倒的树隔开,还设置了路障。在圣德尼门和圣马丁门之间发生了一场流血事件。德·圣夏芒先生路过菲埃斯希未来战功剧场,在巴土底狱广场遇上了一队队人数众多的男女。他劝他们自行解散,并给了他们一些钱。但有人不停地朝附近的房屋射击,他不得不放弃从圣安托万大街返回市政府大楼,过了奥斯特里兹大桥,他从南方大道才回到了卡鲁塞尔。对小路易十四①的母亲来说,在还没有毁坏的巴士底狱前面的蒂雷纳要幸运得多。 ①在一六五二年投石党运动期间,他打败了孔代,回到了巴黎宫中。 占领市政府大楼的小纵队沿着杜伊勒利宫、卢浮宫和拉丁区的岸边,新桥过了一半,夺取了奥洛热码头、花卉市场,从巴黎圣母院桥拥向沙滩广场。卫队的两个小分队通过急行军,把一直到新吊桥的地方都箝制住了。第十五区的一个营稍微支援一下卫队,也得在百花市场留下两个小分队。 在过塞纳河的圣母院桥上打起来了,老百姓们大鼓打头阵勇敢地冲向卫队。指挥皇家炮兵的军官下令监视人群,结果他们白白受到冲击,因为他们没有炮,只会被打垮而无任何成功的希望。居民寸步不让,炮兵开火了。士兵们拥人堤岸码头,拥人沙滩广场;在沙滩广场,从阿尔科尔桥上突然又冒出了另外两个卫队的小分队。他们不得不强行驱散在圣雅克区集结的大学生队伍。市政府大楼被占领了。 在穆通街的入口处设置了一处路障,一队瑞土士兵把它搬走了,于是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在一片欢呼声中重新夺取了他们的防御工事,但路障最后还是落到了卫队的手里。 在所有那些贫穷、人民大众居住的街区,人们迅速投入了战斗,没有什么个人的盘算;法国人的那种冒失轻率、戏弄嘲笑、无忧无虑、勇敢无畏一下子都涌人了每个人的头脑中。对我们的民族来说,光荣有着香槟酒的清香。妇女们在交叉路口鼓励男人们上街;军官中,谁倒向人民的一边,谁就得挨元帅的拳棒;可队伍在小提琴的乐曲声前进着。这是些可悲又可笑的场面,是集市上的那种露天舞台上的凯旋的场面:在人山人海当中,有欢笑声,枪声中夹杂着咒骂声,沉闷的吼叫声。一些临时召来的车夫光着脚、头戴警察无边软帽,带着一张通行证运送着一些不知名的军官;这个伤员车队在斗士们中间穿行,斗士们为其让出了一条道。 在那些富裕的街区,则是另一种情形。国民卫队的兵士已重新穿上了原来被人剥去的制服,在第一区区政府大量集中,以维持秩序。在战斗中,卫队比人民群众遭受了更多的疾苦,因为他们暴露在躲在房子里的看不见的敌人的炮火之下。另外一些人认识卫队的军官,在客厅里就叫得出那些勇土的名字,他们以攻打他们取乐,而他们自己躲在百叶窗或壁炉后面,是很安全的。在大街上,苦力或士兵的敌意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他们是相互救助的。群众救了好些个伤员。两位军官,戈荣先生和里约先生,一场英勇的保卫战过后,他的得救就应归功于战胜者的不念旧恶。卫队的一个上尉,柯芒,头上挨了一铁棒,晕过去了,双眼流血,但他用他的剑拨开了他的士兵们对准那个工人的刺刀。 卫队中多数人是波拿巴的投弹手。好些个军官丢了命,其中有努瓦洛中尉,他是个特别英勇的军人,在一八一三年,他被欧仁王子授予荣誉勋位团的十字勋章,因为他在卡尔迪埃拉①参加过棱堡之战。德,普兰塞尔维上校,在圣马丁门的战斗中受了致命伤,以前参加过帝国在荷兰、西班牙的战争,在大部队里呆过,也在皇家卫队里呆过。在莱比锡战役中,他亲手俘虏了奥地利将军梅尔弗尔德。他负伤后,由他的士兵抬到了大石子医院,他要等到七月中最后一个伤员包扎完了之后才肯让人给自己包扎。在别的战场上见过他的拉雷②医生,看到要救他已为时太晚,只好截掉了他一条腿。那些看到那么多子弹在他们头上飞过的高贵的对手,如果他们没有被某些自从胜利以来在胜利者的队伍里得到了自由的苦役犯的子弹所击中,他们是多么幸运啊!这些苦役犯没有能亵渎共和国的胜利;他们只对路易·菲利浦的王权构成了危害。因此,这批逃过了莫斯科、吕真③莱比锡④大炮的著名兵士的幸存者们隐隐约约地在巴黎街头出没,他们说他们正在查理十世时期屠杀那些他们在拿破仑时期那么崇敬的英雄。他们只缺一个人:那个人在圣赫勒拿岛上不见了。 ①在意大利伦巴第地区。 ②拉雷是“大军”外科医生的儿子,这里,夏多布里昂似乎把他与另一个拉雷搞混了。 ③均系德国城市。 ④均系德国城市。 夜幕降临,一个乔装打扮的副官给市政府大楼里的部队带来了从那里撤往杜伊勒利宫的命令。撤退的命令被大胆地顶回去了,因为他们不愿意抛下那些伤员,而且大炮要越过路障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后来还是顺利撤走了。当部队从巴黎各区撤回以后,他们以为国王和王太子同他们一样来到了他们的身旁,他们找也白搭,只看到了钟楼亭子上的白旗,他们却让人听到了军营里雄壮的声音。 像大家看到的那样,说市政府大楼被卫队从人民群众手中夺回是不真实的,而是人民群众把它从卫队手中重新夺了回去。当卫队走进市府大楼时,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为里面空无一人,连省长本人也走了。这些大话把真正的危难减轻了,并使人怀疑这种危难的存在。卫队在迂回曲折的大街上行进很艰难;他们执行的路线,先是以中立的形式出现,后来又背叛了它;这种原来很漂亮的理论,到头来是行不通的。在市政府大楼里进行战斗时,第五十分队赶了来。由于疲惫不堪,他们被很快撤到了大楼的围墙之内,只是把他们全部的、无用的子弹给了那些精疲力尽的同志。 留在圣婴市场的一个瑞士营被另一个瑞士营营救出来,他们一个营接着一个营地朝工科学校的河岸边走去,驻扎在卢浮宫。 此外,设立路障是巴黎人民的自卫手段:从查理五世至今,在历次内乱中早已有之。 “人民群众看到部署在各街道上的军队的同时,”埃斯托瓦尔说道,“已开始用大家所熟悉的方式布置路障。几个瑞士人被杀了,埋葬在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墓穴里。居伊兹公爵穿过街道,得到人们最热烈的欢呼:“居伊兹万岁!”他呢,摘下他的帽子,对他们说道:“我的朋友们,够了!够了!先生们,过分了;叫国王万岁吧!①” ①据《埃斯托瓦尔》报记载。 为什么近来的路障效果这样好,却很少赢得人们去谈论它,而一五八八年的路障几乎没产生什么效果却引得人们那么有兴趣去读它呢?这要看不同的世纪和不同的人:十六世纪把什么都放在它的前面,而十九世纪把什么都放在它的后面:德·皮拉沃还不是脸上有刀疤的人。 七月二十八日,无战事日 这些战斗进行期间,紧接着武力革命而来的是非武力的政治革命。被拘禁在阿拜①的士兵被释放了;在圣佩拉吉②监狱里的那些因债务问题而坐牢的犯人逃走了;政治犯被释放了。一场革命就是一次大赦;它免除了所有的罪行,罪行再大也是如此。 ①过去的圣普——日耳曼阿拜监狱;在第二帝国时期,因开通圣日耳曼大街而不复存在。 ②圣佩拉吉修道院,在圣梅达尔区,自一八一一年以来便成了政治犯和债务犯的监狱。一八九五年被毁。 大臣们向参谋部提议:他们决定逮捕这次运动的首要人物:拉菲特先生,拉斐特先生,热拉尔先生,马尔谢先生,萨尔韦特先生和奥德利·德·皮拉沃先生。元帅已就此下达了命令,但稍后不久,他们作为代表被派遣往他那里去时,他不相信他有幸让他的命令得到执行。 由贵族院议员和众议员组成的君主制党的会议在基佐先生家中举行:布罗格利公爵参加了会议;重新露面的梯也尔先生、米涅先生和尽管有别的看法的卡雷尔先生出席了会议。就是在那里这个篡夺党首次亮出了奥尔良公爵的名字。梯也尔先生和米涅先生到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家里同他谈起了王子的事,将军含混其词也作了回答;奥尔良公爵,能不能保证不再这样把他摆在他的手里,他没对他作出任何承诺。 还是在二十八日的当天,中午时分,众议员全体会议在奥德利·德·皮拉沃先生家里举行。德·拉·法耶特先生,共和党首脑,二十七日回到了巴黎。拉菲特先生,奥尔良党首脑在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夜间才到,他去了皇宫,在那里,他什么人也没找到。他派人去纳耶:未来的国王也不在那里。 在德·皮拉沃先生家里,大家讨论对敕令起草一份抗议的事。这份抗议用词温和,对那些大问题只字未提。 卡齐米尔先生建议赶快派人去找德·拉居兹公爵,而那五位选出的众议员则作好了动身的准备,阿拉戈先生却还在元帅家里。但他在给德·布瓦涅夫人的一封信中,是决心赶在特派代表们之前的。他向元帅指出了尽早结束首都不幸的必要性,德·拉居兹先生去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家里探听情况。德·波利尼亚克得知部队正犹豫不决,他声明说,如果军队倒向人民一边,就得受到暴徒一样的镇压。特罗梅兰将军,听到这些话,对昂布吕热阿克将军生气了。这时,代表团到了。拉菲特先生说道:“我们来请你们制止流血事件。如果战斗再持续下去,不仅会带来最残酷的灾难,而且会带来一场真正的革命。”元帅在军事荣誉的问题上打圈圈,提出什么人民应该首先停止战斗;然而在他写给国王的一封信的附言里却这样写道:“我想陛下应该事不宜迟地利用向您提出的那些建议。” 德·拉居兹公爵的军事助理柯尼埃罗沃斯奇上校被带入国王在圣克卢的住所,把那封信交给了国王。国王说道:“我会看看这封信的。”上校退了出来,在等待命令:看到没有下达命令,他请迪拉公爵先生去国王那里催问。公爵回答说,按照规定,他是不允许进国王的宫殿的。后来,柯尼埃罗沃斯奇先生被国王召去,要他向元帅传达坚守的命令。 樊尚①将军从家里赶到圣克卢,强行闯进,但被拒绝了。他告诉国王,一切都完了。查理十世对他说道:“亲爱的,您是一位好将军,但您对此什么也听不到。” ①樊尚,国王的马术教师。 七月二十九日,军事日 二十九日这一天,出现了一些新斗士: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与他们的一位老学友夏拉斯先生取得联系,他们不顾禁令派去了他们中的四个同学:贝泰兰先生,洛通先生,潘索尼埃尔先生和图尔纳先生,让他们去为拉菲特先生、佩里埃先生和拉斐特先生效力。这些年轻人一八一四年便来到了巴黎,通过学习,个个都很杰出;他们在联盟会上相互认识了。只有几天,他们便成了人民的领头人;人民以极为朴实的方式把他们推到了领导的地位。后来,有些人回到了奥德翁广场,其他的人回到了皇宫和杜伊勒利宫。 发表于二十九日早上的命令冒犯了卫队:这项命令宣布国王对他的英勇之师表示满意,同意发给他们一个半月的工薪。法国士兵觉得此举不合适:这是用英国人的尺度来衡量他们,而英国人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或者是:如果他们领不到薪水,他就造反。 在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夜里,人民群众在大街上每隔一段路面就拆掉二十来步的铺路石,到第二天天亮时,在巴黎已设置了四千处路障。 波旁宫已由纵队驻守,卢浮宫则是由两个瑞士营驻守,和平大街、汪多姆广场和卡斯蒂格利奥纳街由纵队五分队和五十三分队驻守。将近一千二百人的步兵部队已到达圣德尼、凡尔赛和吕埃尔。 军事位置是比较好的:军队比较集中,要穿过很大的空间才能到达军队驻地。认为这种安排十分合理的埃格泽尔芒将军十一点来把他的才能和经验推荐给了德·拉居兹元帅;帕若尔将军则自荐给众议员去担当国民卫队的指挥。 大臣们置身于运动之外,吃尽了苦头,他们想在杜伊勒利宫召开宫廷会议。元帅催促众议院主席收回敕令。在他们交谈时,他们请来了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他本来已同贝埃蒂先生出去并回家了。贝埃蒂先生是一七八九年第一个牺牲者的儿子,他曾跑遍了巴黎城,他断言皇家的一切事业都在朝好的方面转化;致命的事是让这些人有报复的权力,这些人在我们经受第一次动乱时就已经被扔进了坟墓了,最近的不幸又让他们复活了。这些不幸不再是什么新东西;自一七九三年以来,巴黎已习惯了事件的发生和王位的更替。 至于与保皇党人的关系,一切进行得那样好,以致有人说纵队的第五分队与五十三分队同人民群众情同手足,他们背叛了。 德·拉居兹公爵让人提议休战:事实上有几个地方已经停火了,但在别的地方却没有执行。元帅已派人去找驻扎在卢浮宫的两个瑞土营中的一个营;让这营派人去找另一个防守圆柱走廊的那个营。巴黎市民看到这个圆柱走廊已无人看守,便走近围墙,进到了里面,再由通向皇家花园的假门,进到了内部。他们进到交叉通道,朝在院子里的那营官兵开火。想到八月十日的恐怖,瑞士人从宫中冲了出来,分散到了散布在巴黎各个哨所的他们的第三营驻地。同那些士兵在一起,停火得以遵守。人民群众,从卢浮宫到了巴黎博物馆的长廊里,在那些贵重的展品之间开始朝排成行的骑兵竞技场的枪骑兵开枪射击。巴黎各个哨所看枪骑兵挨打,中止了停火又打了起来。瑞士人拥向凯旋门下,把枪骑兵推向钟楼亭子的柱廊里和拥向杜伊勒利宫的花园里。年轻的法尔西①在这场冲突中被打死:他的名字被刻在咖啡店的角落里,他是在那里倒下的;一个甜菜加工厂今天在泰莫皮尔还存在。瑞士人有三四个士兵伤亡:这么少的伤亡,这里却被说成了可怕的屠宰场 ①法尔西,哲学家和诗人,他当时刚满三十岁。 人民群众同托马①先生、巴斯蒂德先生和吉纳尔先生通过皇家桥进了杜伊勒利宫,一面三色旗插到了钟楼的亭子上空,像波拿巴时期一样,它象征着自由。一些家具被毁坏了,一些画被军刀一下捅成了两截,在大橱里找到了国王的打猎日记本,其中记载着打山鹑的那几次漂亮射击:这就是猎场看护人关于皇上守猎的古老传说的由来。他们把一具尸体放到了皇宫大厅里空着的宝座上,如果法国人今天不再继续上演悲剧了,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哩。在圣托马一阿坎的大炮博物馆,被抢劫一空,从戈德弗鲁瓦·德·布荣②的头盔到弗朗索瓦一世③的长矛,这历史的长河可流淌了好几个世纪。 ①托马,作为将军,他后来在巴黎公社时期被枪毙。 ②戈德弗鲁瓦·德·布荣(GodefroideBouillon,一○六一—一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首领之一,一O九九年创建了耶路撒冷王国。 ③弗朗索瓦(Francois,一四一四—一四五○)一世,布列塔尼的公爵他支持查理七世反对英国的斗争。 当时,德·拉居兹公爵离开了司令部,放弃了箱子里放着的十二万法郎。他从里沃利街出去,回到了杜伊勒利宫花园。他下令部队撤退,先从香榭丽舍大街撤,后来一直撤到星形广场。人们以为和平了,王太子来了;人们看到几辆马车和一辆运货车,穿过路易十五广场开走了:那是大臣们工作完了之后回家了。 来到星形广场,马尔蒙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国王已任命王太子先生担任部队总司令,元帅听从他的指挥。 卫队第三连被遗忘在罗昂大街的一家制帽厂的厂房里,他们作了长时间的抵抗,最后厂房还是被夺去了。默尼埃上尉身中三枪,从四楼的窗口跳了下来,掉在下面的房顶上,被送到了大石子医院,他居然大难未死。巴比洛纳军营在中午到下午一点受到瓦诺、拉克鲁瓦和乌沃利埃这三名巴黎综合工科学院学生的袭击,当时这个军营只有一队大约一百来人的瑞士新兵看守,由有法国血统的迪费副官指挥。三十年来,他一直在我们中服役,他在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的一些大事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勒令他投降时,他拒绝了一切条件,把自己紧闭在军营里。年轻的瓦诺死了。消防队员们朝军营的大门开火:门在猛烈的攻击下倒了,迪费副官马上走了出来,他身后由他的山岳派的人跟着,那些人手里端着刺刀。迪费被附近一家小酒店里射来的子弹打死了;他的死拯救了那批瑞士新兵。那些新兵回到了他们各自所属的部队。 七月二十九日,无战事日——博德先生、德·舒瓦瑟尔先生、德·赛蒙维尔先生、德·维特罗尔先生、拉菲特先生和梯也尔先生 莫特马尔公爵在二十八日晚上十点到达圣克卢,他是去担任一百来号瑞士兵的上尉一职的,他只能在第二天同国王交谈。二十九日八点,他在查理十世的身旁作了几次尝试,劝他收回敕令。国王对他说道:“我不能像我兄弟那样去坐双轮运货马车,我决不后退一步。”而在几分钟之后,他却将退出整个王国。 大臣们全到了:他们是德,塞蒙维尔先生,德·阿尔古先生,维特罗尔先生。德·塞蒙维尔说他同国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诚心诚意地跟他谈到了太子妃的种种危害,还是没能改变国王的决心。他对他说:“到明天中午,不再会有国王、王子了,也不再会有波尔多公爵了。”而国王却回答他说:“那您就让我到下午一点吧。”我不相信这些话中的任何一句。吹牛皮是我们的错:去问一个法国人吧,相信他对你讲的话,他什么都会干的。大臣们在德·塞蒙维尔之后,都进了国王的住所;敕令被撤销了,撤职的大臣德·莫特马尔被任命为众议院议长。 在首都,共和党刚找到了一处住所。博德先生(《时代》编辑部的审稿人)在街上跑时,发现市政府大楼里只有两个人,迪布尔先生和齐默尔先生。他马上想到自己是即将到这里来办公的临时政府的一员,便叫来了省政府的雇员,他命令他们马上开始工作,就像德·夏布洛尔先生还在这里一样。在那些变成了机器的政府里,担子一下子加重了,每个人忙碌奔波为自己失去职位时有块地方安身。谁使自己当上了秘书长,谁就是实权派,谁就有了财权,谁就有了人事权,谁就可以在他的朋友中录用工作人员。那些叫人把他们的“床”搬了来以避免被炒的人有之,甚至跳过即将要空缺的职位的人也有之。外号叫将军的迪布尔先生和齐默尔先生,被看作是临时政府军事部门的长官。博德先生,这个不知名的政府的文官代表,作了一些决定,起草了一些声明。然而,人们看到了来自共和党的一些布告,这些布告上说创建了另一个由德·拉斐特先生、热拉尔先生和舒尔泽尔先生组成的政府。但很少把最后这个名字与前面的那两个名字相提并论,为此,舒尔泽尔先生提出了抗议。这个自由党人老头儿,为了活着的人,僵直得像具死尸;他曾移居国外,又在加来遇难,回到法国后,只在他的祖国的巴黎歌剧院找了一个包厢作为他的住所。 下午三点,出现了新的混乱。按照日程,召集留在巴黎的众议员们在市政府大楼举行了例会,以商议要采取的对策。市长们应回到各自的市政机关去,因此他们得派一名副手到市政府大楼来,组成一个协商委委员会。这项议程已被签署:让·博德代表临时政府签的字,而齐默尔上校是根据迪布尔将军的命令签的字。这三个人的胆子真大,居然以只存在于街头巷尾他们自己所贴的布告中的政府名义说话;这种大胆证明了处在革命中的法国人的那种少有的才智:很明显,这种人天生就是带领其他人的头儿。如果说波拿巴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而留给我们的竟是这种无政府主义,那是多么悲惨的事啊! 众议员们聚集在拉菲特家里,德·拉斐特先生一七八九年复职,他声称他也要恢复国民自卫军统帅的职位。大家向他鼓掌,接着他回市政府大楼去了。众议员任命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市政委员会,他们是: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拉菲特、德·洛博先生、德·肖南先生和奥德利·德·皮拉沃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他像拉斐特先生以前做的那样,将住到市政府大楼去。这一切乱七八糟地摆到了迪布尔先生的临时政府面前。莫甘先生被派往这个委员会,也就留到了那里。华盛顿的朋友把一面军旗插在市政府大楼楼顶,这是迪布尔先生的主意。 晚上八点半,德·塞蒙维尔先生、德阿尔古先生和德·维特罗尔先生在圣克卢下了车,他们在圣克卢马上得知敕令已被撤回、原来的大臣被解职、和德·莫特马尔先生被任命为议院主席的事,他们跑遍了整个巴黎。他们是以国王的代理人身份出现在市政委员会的。莫甘先生问掌玺大臣,他是不是有成文的委任状。掌玺大臣回答说,他还没有想到这件事。代理官员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拉菲特在会议上得知在圣克卢发生的事情后,为德·莫特马尔先生签发了一张通行证,并补充说,在他家开会的众议员们等他,一直等到了凌晨一点。高贵的公爵没有来,众议员们便走了。 拉菲特先生和梯也尔先生留了下来;拉菲特先生在料理着奥尔良公爵和要发表的声明。法国五十年的革命给实践家们以重组政府的才能,给理论家们以更换宪章像换鞋底一样容易的经验,以及设置机构和bers①的经验;这样的政府就是用这些东西建立起来的,也是在这些东西上面倒下去的。 ①这个词一直用到十五世纪,它的含意相当于造船厂的“下水架”。大船在下水架上建成,又用它把船滑进水里去的。 我写信给在圣克卢的国王;他口头的回复——贵族部队——地狱街传教士住所遭劫 二十九日这一天,也就是我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也没让我无事可做。我的计划中断了:我想有所行动,但我只想根据国王的手谕行事,而且给我一些必要的权力,以便和眼下的当局对话;我什么都可以干,什么都不干不适应于我。我向来通情达理,德·阿尔古先生、塞蒙维尔先生和维特罗尔先生都十分清楚。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在圣克卢的查理十世,由德·吉雷先生负责送去。我请国王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但德·吉雷先生空手而归。他把我的信交给了迪拉公爵先生,由他转呈给了国王,国王让人转答我说,他己任命德·莫特马尔先生为首相,而且他希望我同他沟通沟通。那位高贵的公爵,我到哪里去找?二十九日那天晚上,我没有找到他。 遭到查理十世的拒绝后,我的思想转向了贵族分庭,作为最高法庭,它能提出诉讼和审理纠纷。如果它在巴黎没有安全保障,它可以自由转移到某个地方去,甚至可以在国王身边,它可以在那里作出大的仲裁。它有成功的希望,它的成功往往是由于它有勇气。总之,它屈服了,它遭受的失败也有利于道德准则。可是,我会在这分庭里找到一二十个随时准备效忠的人吗?在这一二十个人里面会有三四个同意我的关于公众自由的理论吗? 当贵族议会成为最高也是唯一享有立法权力的时候,它很风光地处于统治地位。它能提供最强有力的保证;但是,在那些联合的政府里,当有重大危机出现时,它就会失去其价值,变得十分悲惨……它在反对国王时软弱无力,没能阻止专制主义;它在对抗人民大众时,也是很软弱的,没能防止无政府主义的出现。在民众的动乱中,他们只能以发伪誓或者以他们处于受支配地位的代价来换取自身的存在。贵族议院挽救了查理一世吗?它挽救了它曾向其发过誓的里夏尔·克罗威尔先生吗?它挽救了雅克二世吗?今天它能挽救德·阿诺沃尔①的王子们吗?它自己能挽救自己本身吗?这些自称为平衡力量的贵族只能妨碍平衡,迟早会被扔出巴黎盆地的。从前一个富有的、习惯管闲事的贵族,当权利要从他手中失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去保住它:那就是走南闯北,义结金兰,自己当上新运动的头儿,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去冒险打一场内战。 ①指从乔治三世以来统治英国的王朝。 在我等待吉雷先生返回的时候,我一直忙于保卫我这个地区。郊区居民和蒙特热采石工人通过地狱街的路障大量拥人到了我们这个区。蒙特热的采石工人同蒙托马尔的采石工人一样:蒙特马尔的采石工在德·莫尔内小姐逃离圣巴尔特莱米的屠杀时,他们给她造成的恐慌几乎把她吓死。在经过我这条街上的修道院时,他们闯了进去,二十来个教士只好赶紧逃走。这些狂热的教徒的巢穴任他们抢劫一空,他们的床和书籍也被扔到大街上烧掉了。然而,这场不幸,大家并没有提到它。大家为这帮教士可能失去的东西担心过吗?我招待了他们中的七八个人,他们在我家里躲藏了好几天。我通过我的邻居阿拉贡先生给他们弄到了通行证,让他们到别处布道诵经去了:“圣徒们的逃走往往对人民有益;为了人民的利益,让他们暂时委屈委屈吧。” 众议院——德·莫特马尔先生 在市政府大楼建立的市政委员会任命路易男爵为临时财政委员,博德先生为内务委员,梅里卢先生掌管司法,夏尔德尔先生掌管邮政,马夏尔先生掌管电报,巴沃先生掌管警察局,德·拉博德先生任塞纳省省长。这样,随着博德先生的晋升,他自任政府委员的那个临时政府实际上自动处于被毁灭的地步。商店重新开门营业,各项公共设施重新启动。 在拉菲特家里召开的会议上,已决定众议员中午在议会大厦集中,到会的有三十多个人,会议由拉菲特先生主持。贝拉尔先生说他曾遇见了德·阿尔古先生、德·福尔班——让松先生和德·莫特马尔先生;他们去过拉菲特先生家,以为在他家里能遇见众议员们。他还说他邀这三位先生跟他一起去议会,但德·莫特马尔公爵先生①已疲惫不堪,他回去看德·塞蒙维尔先生去了。据贝拉尔先生讲,德·莫特马尔先生说过,他已有一张签了名的空白证明,而且说国王已同意了所有的一切。 ①查理十世早己任命他为议会主席。 事实上,德·莫特马尔先生带来了五项命令;他没有首先同众议员们通气,他的疲劳使得他先去了卢森堡宫。中午,他派人把命令送到了索沃先生那里;索沃先生回答他说,没有得到众议院或市政委员会的允许,他不能把命令刊登在《箴言报》上发表。 贝拉尔先生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把情况说明以后,议会里讨论开了,’以便弄清是接收还是不接收德·莫特马尔先生。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坚持表示赞成;莫甘先生则说,如果德·莫特马尔先生在场,他就会要求听听他怎么说,但事情紧迫,就不能依德·莫特马尔先生的意愿来行事了。 最后,他们指定五个人专门负责去同贵族们商议。这五个人是奥古斯坦·佩里埃先生、塞巴斯蒂亚尼先生、基佐先生、邦雅曼·德莱塞尔先生和于德·德·纳维尔先生。 但很快,德·絮西伯爵被领到了选举议院,德·莫特马尔先生要他把命令介绍给众议员们。在议院里,他对他说道:“在掌玺大臣先生不在时,有几个贵族,只有几个人,在我家里聚会,德·莫托罗尔公爵先生把这一封信交给了我们,这封信是给热拉尔将军或给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的。请允许我把这封信向你们传达一下。”信的内容是这样:“先生,您夜里去了圣克卢,我找您没找到。请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您。我请您告诉我,我昨天就带在身上的命令的内容。” 德·莫特马尔公爵先生夜里从圣克卢动身了;他口袋里揣着命令已有十二或十四小时了,照他的说法,从昨天起就揣在身上。他既没有遇到热拉尔将军,也没有遇到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德·莫特马尔先生真不幸!贝拉尔先生对这封传达过的信作了如下的批语: 我不得不指出,这里缺少诚意。德·莫托马尔先生今天早晨在我遇见他时,他去了拉菲特先生家里。他正经八百地对我说,他要来的。 那五条命令宣读了。第一条是撤回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第二条,八月三日召开议会会议;第三条,任命德·莫特马尔先生为外交大臣和议会主席;第四条,任命热拉尔将军为作战大臣;第五条,任命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为财政大臣。当我终于在掌玺大臣家里找到莫托马尔先生时,他对我保证说,他是迫不得已留在德·赛蒙维尔先生那儿的,因为步行回到圣克卢时,他只得绕道从一个缺口进了布诺涅林园,他的长统靴或是他的皮鞋被划破了,伤及了他的脚后跟。德·莫特马尔先生对自己在为王权制定那些法令之前没有努力去看看那些具有影响的人物,没有让他倾向于王权的事业,深感遗憾。那些法令突然之间拿到毫无思想准备的众议员之间来了,因此谁也不敢说话了,也因此抬来了德·邦雅曼·康斯坦这个可怕的回复: 我们早就知道贵族议院要对我们说什么了,它会不折不扣地要取消这些命令。至于我,我不会对王朝予以正面的支持的;我只会说,这对一个向人民大众开枪的国王来说,再适合不过了;事过之后他只会说:他对此什么也没有干。 德·邦雅曼·康斯坦,声明他不会对王朝予以正面的支持,要是有人对他提起过去对他的才华和雄心所说过的那些赞美之词,他会以同样的方式来结束他的话吗?当我刚才想到合法的君主制可能已被推翻,因为掌握了国王的权力的大臣,在巴黎没能碰到两个众议员,而他疲于奔波,步行了十几里路,磨破了脚后跟,我就由衷地喜欢一个像莫特马尔先生一样有勇气有荣誉的人。任命圣彼德堡的大使①的命令为德·莫特马尔先生取代了他的老主人的命令。啊!我怎么拒绝了路易·菲力甫当他的外交大臣或重新当我最心爱的驻罗马大使呢?不过,唉!我最心爱的罗马使馆,在台伯河边我干什么?我一定会以为她会红着脸看我的。 ①在一八三一年,路易·菲力甫把法国驻圣彼德堡大使的职务给了德·莫特马尔,但早在一八二八年查理十世就已把这个职务托付给了他。 在巴黎奔走——迪布尔将军——卢浮宫柱廊前的葬礼——年轻人把我带到贵族议院 三十日上午,我收到掌玺大臣①一封短信,他邀请我出席在卢森堡宫举行的贵族会议。我早就想了解过去的一些消息,我便从地狱街、圣米歇尔广场去了多菲内大街。在有缺口的路障四周,仍有一些不安的因素。我把我看到的情况同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运动作了一番比较,这场运动好像还算有秩序,也比较平静:道德风尚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①负责在文件上盖上议院图章的法国贵族。德·塞蒙维尔候爵在一八四年至一八三四年担任此职。 在新桥,亨利四世的雕像手中握着一面三色旗,像神圣同盟的军旗一般。一些平民百姓瞧着这尊国王的铜像说道:“你没干那蠢事吧,老兄。”一些军队集中到了巴黎高等理工学院的河岸码头上,我从远处看到了一位由两个副官陪着的将军,也骑在马上。我向那个方向走去。我拨开人群,把视线落到了那个将军身上。他腰上系着一根三色腰带,帽子歪戴着,帽角朝前。他发现了我,对我大喊道:“喂,子爵!”我大吃一惊,认出了这位迪布尔上校或上尉,我在根特的伙伴。我们回到巴黎,他将以路易十八的名义去夺取几座没有设防的城市。就像我在第二卷里说过的那样,他给我们带来了半只羊,我们在阿尔努维尔的一间破屋里当作晚餐吃了。就是这位军官,各种报纸把他介绍为留着灰色胡子的共和党人朴实的军人;他是个不愿为帝国的暴政效劳的人;他是那样的贫穷,以致在一七九五年督政时期,他的上司不得不在旧衣店里为他买一件制服。看到他叫我,我也叫道:“啊!是您!怎么样……”他朝我伸出了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周围的人围了一圈。“亲爱的,”这位临时政府的军事首脑指着卢浮宫大声对我说道,他们在那里布置了一千二百人的兵力,“我们从后面用子弹掩护了他们的两侧!他们尽管往前冲,往前冲!……”迪布尔先生的副官们哈哈大笑了起来,周围的人也笑成了一团。将军刺了他的小驽马①一下,它旋转半圈,像是一头累坏了的牲口;它后面跟着的两匹瘦马在石板上滑动,像是要在骑手的两腿间趴倒到地上去了。 这样,他神气十足地走了,一副英姿勃勃、气宇轩昂的样子,把我留在市政府大楼的后面。我见过一些认真看待一八三○年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各种事件的人,他们为这样记述而脸红,因为这种记述有损于他们的英雄信念。看到最庄严的革命那可笑的一面,和用什么方式大家可以嘲弄人民的诚意,我自己也感到可耻。 ①一种小劣马。

路易·布朗先生那部优秀的《十年的历史》的第一卷在我搁笔后就出版了,它证实了我的记述。他写道: 一个中等身材、精力充沛的男子,身着将军服,身后跟着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穿过了圣婴市场。这就是德·埃瓦里斯特·迪穆兰先生,《立宪党人》的编辑,他从一个卖旧衣服的商人那里买到了那身制服,他戴的肩章是演员佩尔莱从喜剧院商店买来送给他的。“这位将军是谁?”从各方面来的人都在问。围着他的人回答说:“是迪布尔将军。”人民群众高呼道:“迪布将军万岁!”在他面前,这个名字还从来没有这样在空中回荡过。① ①我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九日收到迪布尔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自从上次我们在卢浮宫岸边相遇后,我多么想再见到您啊!我多少次想把撕碎我灵魂的忧伤向您倾吐啊!生活在这么个时代,——个人热烈地爱着他的国家、他的荣誉、他的幸福、他的光荣,可他是多么不幸福!…… 在一八三○年,人家干的事,我没附和他们,难道我错了吗?他们为法国安排那可憎的未来.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解释说,单是它的弊端就能怎么怎么造成政治上的也是欺诈性的人事安排,然而没有人能理解我。 同一年的七月五日,迪布尔先生又给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寄来了一个记事手稿,他曾在一八二八年寄给了德·马蒂尼亚克先生和那些他鼓励他们让我进议会的先生。我并没有朝迪布尔先生指的这个方向向前发展,这不太符合现实。(巴黎,一八四一年记事。) 另一个场面,在几步之外等着我:在卢浮宫的柱廊前面挖了一个墓穴,一个神父身着一件宽袖白色法衣,佩着襟带,在墓穴旁边念着祷词;人们把几具尸体放了进去。我赶紧脱帽致敬,在胸前划了个十字。静静的人群带着敬意注视着这葬礼。如果宗教界的人士不到场,这种仪式也就不算什么了。那么多的回忆和思考一下子涌进我的脑子里,我木然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我感到有人推我,原来响起了一片口号声:“捍卫新闻自由的人万岁!”我的头发让我被人认了出来,马上一些年轻人抓住我,对我说道:“您去哪里?我们带您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向他们表示感谢。我挣扎着,请他们放我走。贵族议院开会的时间还没有到;那群年轻人不停地喊道:“您去哪儿?您去哪儿?”我胡乱地回答道:“去皇宫!”马上我又听到“宪章万岁!”“新闻自由万岁!”“夏多布里昂万岁!”的呼声。在方丹家的院子里,书商巴尔巴先生从他房中出来,拥抱我。 我们到了皇宫,我被挤到了木长廊底下的一家咖啡屋里。我热得要死。我合着手反复要求不要那样赞誉我,可不管用。所有那些年轻人就是不放开我。人群里有个男子,卷着袖子,一双手黑黑的,一张阴沉沉的脸,眼睛火辣辣的;他这模样儿,一开始起事,我就注意上了他。他不停地想往我这边靠,可年轻人们总不让他挨近我。我既不知道他姓什名谁,也不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 最后,我不得不亮出我要去贵族议会。于是我们离开了咖啡屋,欢呼声再次响起。在卢浮宫的庭院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呼叫声:人们嚷道:“冲进杜伊勒利宫去!冲进杜伊勒利宫去!”另一些人则叫道:“首席执政①万岁!”他们似乎希望我成为拥护共和的波拿巴的继承人。陪同我的亚森特先生,得接受人家的握手和拥抱。我们过了艺术大桥,上了塞纳大街。有人在我们所经过的路上奔跑,有人扑到窗边招手;这么多的赞誉我都受不了啦,因为他们还搀着我的手。从我身后推着我走的那群年轻人中的一个突然把头伸向我的双腿之间,把我背在他的肩上。于是又发出了一阵欢呼,他们对马路上、窗户旁的观众喊道:“脱帽致敬!万岁,宪章!”我呢,我也大呼道:“对,先生们,宪章万岁!国王万万岁!”他们没有附和这声呼喊,但也没有生气。就这样,这一着是失慎了!不过一切还可以挽救回来,但不应在人民群众中宣扬:在革命中,一个来自普通人的名字胜过一支军队的思想。 ①指拿破仑。 我请求我的年轻的朋友们把我放了下来。在塞纳大街,当着我那位书商的面,勒诺尔芒先生,一个做软垫家具的工人为了我的健康,要送一张沙发给我,我谢绝了。在一片欢呼声中,我回到了卢森堡宫的主院里。我的这些热情的朋友,在又高呼了一遍“宪章万岁!”“夏多布里昂万岁!”之后,离开了我。我被这些崇高的青年人的激情深深感动了:我在他们之间喊了一声“国王万岁!”然而,我却像单独一人呆在家里一样安全。他们了解我的主张,他们亲自送我到贵族议院,他们知道我要在那里发言,知道我忠于国王;然而,那天已是七月三十日了,我们刚刚经过的那座墓穴,里面埋掩着被查理十世的士兵枪杀的公民! 贵族会议 被我关在门外的嘈杂声与卢森堡宫前厅的死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死寂在德·塞蒙维尔先生客厅前阴暗的走廊里显得有增无减。我的出席使得聚集在那里的三十来个贵族很感不安;我尽力不流露出担心和内心沮丧的情绪,而这,正是他们自己所表露的。我正是在那里得以见到了德·莫特马尔先生。我对他说,根据国王的意愿,我已准备好同他打交道。他回答我的话同我已讲过的那样:在回来的时候,他的脚后跟擦伤了;他回到了议院的同事之间。他把那几项命令告诉了我们,在这之前他曾让德·絮西先生向众议员们作了同样的传达。德·布罗格利先生说他已跑遍了整个巴黎;说我们已处在一座火山之上;说资本家们再也控制不住工人了;说只要把查理十世的名字一说出口,人们就要割断我们的喉咙;还说,人们要摧毁卢森堡宫,就像过去摧毁巴士底狱一样。“是这样,是这样。”那些谨慎小心的人一面摇着头,一面小声说道。德·卡拉芒先生,被封为公爵了:他过去曾是德·梅泰民先生家的仆人,他极力认为人们不会服从那些命令的。“那为什么,先生?”我问他道。这个冷冰冰的问题使他的激情从沸点降到了冰点。 五个众议员委员会代表到了。塞巴斯蒂亚将军用他的惯用语开了腔:“先生们,这是件大事。”接着,他高度赞扬了德·莫特马尔公爵先生的稳重态度。他谈到了巴黎的危险;说了几句赞扬奥尔良公爵的话之后,他作结论说不可能去执行那些命令。我与于德·德·纳维尔先生,只有我们两人与他的意见不同。我发言说: 先生们.布罗格利公爵对我们说道,他在大街上散步时,看到到处布满了充满敌意的设施。可我也刚刚跑遍了巴黎,几千个年轻人把我送到了这个宫殿的院子里;你们可能听到了他们的叫喊声:这些曾招呼过一个你们的同事的人,难道他们想喝你们的血不成?他们高呼:“宪章万岁!”我回答他们:“国王万岁!”他们一点也没有生气,并把我平平安安地送到了你们中间。这些难道是公众舆论那么可怕的凶兆吗?我呀,我坚持认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我们能接受这些命令。问题不在于考虑有无危险,而应遵守对当今国王许下的诺言;对此我们曾以我们的爵位,有的还以自己的财产作过担保。皇上取消拨款命令,改组内阁,做了他应该做的事,现在轮到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了。什么?在我们一生之中,只有在现在才被卷入了战场,我们能不接受这场战斗吗?我们为了法兰西,做出光荣而忠诚的榜样吧!不要让它陷入无政府的联合之中,那样,它的和平、它的实际利益、它的自由都将失去:只要我们面对现实,危险就会消失。 他们急于散会,对我的讲话不予理会。在这个笼罩着恐怖的会议上,大家对背誓一词显得格外不耐烦:每个人都想保住他那芝麻绿豆大的一点点利益,似乎到了明天,鹊巢鸠占,什么也捞不到了。因此,那些守财奴们,你休想叫他拿出一分钱来。 共和党人——奥尔良党人——梯也尔先生被送往纳耶——贵族会议在掌玺大臣家里召开:那封信到我家已太迟了 三个政党开始登场并彼此攻击:希望长房登上君主专制政体宝座的众议员们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力量;他们嘲弄那些一切想维持现状的人。但从精神上讲,他们又是最脆弱的:他们迟疑不决,不敢表态,他们对宫廷含糊其词,很明显,与其说他们将被共和党人所吞噬,还不如说他们会倒在篡权者的手中。 共和党人在张贴的文告上说:“法国是个自由的国度。在等待新的选举表明法国何去何从的这段时间里,只有临时政府有权支配它,而不是王室。执行权将属于临时总统。全体公民有直接或间接选举议员的自由。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这个文告把所有公正的事务都概括在共和思想里面了:对不再实行王权的意见的让步是好是坏,将由众议员新的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由国会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合法性。 在七月三十日同一天,共和党人的另一张文告上,用粗体字写着:“波旁王朝不存在了,这里只有一个庄严、安宁、繁荣的国家和自由。” 最后,是一篇致组成临时政府的市政委员会各成员先生的一封信,它要求:“政府本身的形式在没能确定之前,不要发布任何指定其首脑的声明;临时政府一直保留到法国大部分公民的意愿得到认可为止;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做法均属不合时宜、应受到谴责的。” 这封信是由巴黎各区公民中的大部分人指定的一个委员会成员拟定的,在上面签字的有:主席谢瓦利埃先生及特雷拉先生、泰斯特先生、勒佩勒蒂埃先生、吉纳尔先生、安格莱先生、科舒瓦一勒梅尔①先生等。 ①这些人都是共和党人。 在那次公民大会上,人们一致建议把共和国总统之职授予德·拉斐特先生,他们依据的是一八一五年众议院在解体前宣布的原则。很多印刷工人抵制印刷这些文告,说是德·布罗格利公爵先生已给他们下令禁止印这些东西。共和党可以把查理十世的王冠扔到地上,但它却害怕布罗格利先生,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禁令。 我已对你们说过,在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的那个晚上,拉菲特先生同梯也尔先生、米涅先生为把公众的目光吸引到德·奥尔良公爵先生身上来,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三十日,那次秘密会谈的宣言、请愿书及结果都出来了,那就是:“避免共和制”。随后传来了热马佩与瓦尔米战争胜利的消息,于是大家断定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不是属于加佩王朝派,而是属于瓦洛王朝派。 然而,梯也尔先生受拉菲特先生的派遣,同舍费尔②先生骑马去了纳耶,王子却不在那里。奥尔良小姐③与梯也尔先生之间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最后梯也尔先生为了让奥尔良先生赞同革命,答应给他写信。梯也尔先生于是亲笔写了封短信给王子,而阿代拉伊德夫人则答应全家提前迁往巴黎。奥尔良主义已有所进步,就在这天晚上,众议员们决定授与奥尔良公爵先生少将头衔。 ②舍费尔(Seheffer,一七八五—一八五八),法兰西学院画家,奥尔良家族密友之一,他的一个侄女嫁给了欧内斯特·勒朗。 ③阿代拉伊德夫人,路易·菲力普的姐姐。 德·絮西先生,带着圣克卢的命令,在市政府大楼受到的欢迎远不及在众议院所受到的欢迎。他拿着德·拉菲特的一张收据,去找德·莫特马尔先生;德·莫特马尔先生大叫道:“您不仅救了我的命,还挽救了我的名誉。” 市政委员会发表了一声明,声明中说,他的罪恶的政权已经结束,人民将拥有一个本应属于他们的政府:这句模糊的话,人们怎么想就可以怎么解释。拉菲特先生和佩里埃先生对这一举动没有签署任何意见。德·拉斐特先生稍后不久,因害怕奥尔良主义的王权思想,派了奥迪隆·巴罗先生去众议院申明:人民,七月革命的发起者,没打算以简单的人事更换来结束它,流的血一定能换取某些自由。问题是,为了邀请奥尔良公爵返回首都居住,众议院得发表一项申明:但通过几次与市政委员会的交涉后,起草申明的计划被迫取消了。人们对派遣十二个代表去纳耶别墅主人那里授与少将头衔一事没少操心,因为没能在一项文告中提及此事。 晚上,掌玺大臣在自己家里召集贵族开会,他给我的信要么是由于疏忽,要么是由于政治原因,到得很晚,我只好急急忙忙跑去参加会议。有人给我打开了嘹望台小路上的栅栏门,我穿过卢森堡公园,当我赶到他的别墅时,那里却空无一人。我就着月亮,重新踏上了公园的路。我无心去看出现在我面前的大海和群山,山顶上的森林静静地朝我身后遁去,但我却听到月亮仿佛在向我重复伊壁鸠鲁①的箴言:“藏起你的生命!” ①伊壁鸠鲁(Epicure,公元前三四—一二七○):希腊哲学家。 圣克卢——王太子和德·拉居兹元帅之间的争吵 二十九日晚上,部队退回圣克卢。夏约和帕西的资产者对他们进行了攻击,杀害了一个步兵上尉、两个军官和打伤了十几个士兵。卫兵上尉莫塔①被一个他主动照料的一个孩子的子弹打中了。这个上尉在敕令发布时曾辞去他的职务,但在二十七日当他看到人们交战时,他又回到了部队,要与他的战士共患难。在法国的光荣史册中,没有哪一场战斗比这场交战更辉煌了,这场交战的双方,一方是为了自由,另一方是为了荣誉。 ①这里实际上指的是德·阿尔芒—菲力普·勒英特(Anmnad-PhilippeLernotheux,一七九五—一八三○),他是保安警察队第一团团长,在敕令发布时曾辞职,革命爆发时,为了“与他的同志们共患难”,他重新归队。七月二十九日,他被一个“他曾主动照料过的年轻人”杀害。这个年轻人叫维尼,在重要的国防地役,他也杀了他的队长勒诺。但在这里,夏多布里昂用“孩子”代替了那个“年轻人”。 那些孩子,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在这三天之中,他们扮演了一个伤心的角色:他们躲在薄弱的工事里,在有效射程里对准军官们射击,而军官们认为去打那些娃娃有损他们的荣誉。现代化的武器可把那些手持短矛长枪的人置于死地。丑陋的猴子又孱弱又放纵,变成人以后,就会变得残忍、凶狠。三天中,这些小英雄开展了暗杀行动,却还认为自己无罪。我们得注意,那是一场为得到美名而激发起来的杀人竞赛。斯帕特的孩子们开始驱赶公仆了! 王太子在地处森林中的布洛涅村的村口接见完士兵,回到了圣克卢。 圣克卢由四个警卫连担任守卫。圣西尔军校学生组成的部队赶来了: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不同,他们拥护王室的事业,两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后,那些残兵败将精疲力竭地回来,看到在国王餐桌上就餐的那些有爵位、穿金戴银的有钱仆人非常惊讶。他们一点也不去想切断发报机的线路了,握着三色旗大摇大摆地在大道上、旅行道上,坐在邮车上、公共马车上来来往往。在他们经过的村庄里,总要闹得那里鸡犬不宁。用金钱和女人招募士兵的办法出台了。巴黎公社的宣言在到处传播。国王和宫廷仍不愿意承认他们已陷入绝境;为了显示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叛乱举动满不在乎和根本没有发生革命,他们听任事态发展:因为上帝明察一切。 七月三十日,夜幕降临,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众议员委员会的成员前往纳耶,一名副官被派来向部队宣布,命令已被撤销。士兵们高呼:“国王万岁!”露营地的部队又快乐起来了。但是,由拉居兹公爵派来的这个副官的通告事先没有征求王太子的意见,他是个贪叨权位、利欲熏心的人,他回去时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国王对元帅说道:“王太子不满意,您去同他解释解释吧。” 元帅在王太子家里没找到他,就和王太子的副官德·吉什公爵和德·旺塔杜尔公爵在台球室等他。王太子回来了:一见到元帅,他满脸通红,迈着古怪的大步穿过候见室走进了自己的客厅,对元帅说道:“进来!”随后关上了门。接着,一阵吵闹声传了出来,嗓门越来越高。德·旺塔杜尔公爵十分担心,推开了门:元帅走了出来,王太子跟在他后面,骂他是大叛徒:“把剑交出来!把剑交出来!”接着,他扑到元帅身上,下了他的剑。元帅的副官德拉吕先生想冲到王太子与元帅之间去,被德·蒙加斯孔先生拉住了。王太子竭力想折断元帅的剑,结果割伤了自己的手。他大叫道:“卫兵过来!给我抓住他!”元帅还没有反应过来,卫兵们的刺刀就差没刺破他的脸。德·拉居兹公爵被带到了禁闭室①。 ①在这个口角发生的同样的时刻,在德·昂古莱梅公爵与马尔蒙之间的冲突也同样具有戏剧性和荒唐可笑。 国王马马虎虎地处理了这件事,更为可悲的是,这件事的两个对手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关心。当巴拉弗雷的儿子杀死神圣联盟的元帅圣波尔的时候②,那一剑激起了吉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热血;但当比洛林王子更有权势的领主王太子刀劈马尔蒙元帅时,人们又有什么反应呢?如果是元帅把王子杀了,人们恐怕也只是觉得意外一些罢了。即使人们看见维纳斯的后代塞扎尔和朱尼于斯③的侄孙布律斯在大街上走,人们也懒得抬头看他们一眼。现在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高贵的东西已荡然无存。 ②在一五九四年。 ③朱尼于斯·布律斯(JuniusBrutus),神话中的人物,热爱共和的罗马人的象征性代表。相传他的两个儿子参与重建王朝的阴谋,他主持他们两个的死刑。而杀塞扎尔(公元前八五一四二年)的杀手也是朱尼于斯·布律斯。 下面便是君主政体解体时的最后时刻的生动写照:这个可怜的君主专制度,面部扭曲,血迹斑斑,像于尔费④塑造的一个大人物临死时的画像:他的眼睛消瘦,深陷,他的下巴瘦得皮包骨,只剩下伶仃瘦骨;他胡子拉碴,面色蜡黄,目光呆滞,呼吸急促。他口中念念有词,可谁也听不明白。 ④于尔费(Urfe,一五六七—一六二五),法国作家、诗人。 纳耶——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兰西——王子来到巴黎 所有出身高贵的人都有一种权力欲,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整个一生都在谋求获得王位。这种欲望随性格不同而有所不同:有一种人,易冲动,野心勃勃,但怯懦,善阿谀奉承,有些冒失,但做事公开;另一种人做事谨慎、隐秘、可耻、卑鄙。前一种人,为了升官,什么罪都可以犯;后一种人,为了向上爬,什么勾当都可以干出来。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属于后一种野心家。他一生跟着王子,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没干过一件完整的事:他总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在王朝复辟时期,他恭维宫廷,又鼓吹自由思想,纳耶城成了不满和不满者的集中地。他唉声叹气,与人握手时仰首望天;他要求恢复原来的高位,可从不明说。一个反对派成员死了,他送给殡仪队一辆华丽马车,但车内什么也没有;穿的衣服既可以出门拜访,也可以上坟送葬。如果我在宫廷受冷遇,我站在杜伊勒利宫前德·奥尔良公爵先生经过的路上,他总把注意力放在右边,朝那边打招呼,因我站在左边,他总用背对着我。他这种做法很引人注目,效果也不错。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事先是否知道七月敕令?他是否早就由掌握乌拉尔先生①密秘的人透露了消息?他对此想些什么?他害怕什么?希望什么?他作了计划吗?他是促使拉菲特先生去干他干过的事,还是任拉菲特先生自己去干?根据路易·菲力普的性格,人们可以认定他根本没作任何打算,根据他在政治上的缩头缩脑的性格,可以认定他躲在暗处,等待事件的发生,就像蜘蛛躲在自己织的蛛网中等待飞虫自投罗网一样。他要留着时间让人出面搞阴谋;他自己只在思想上搞阴谋,而这一点可能他又担心难于实现。 ①乌拉尔,著名的金融家。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有两条路可选择:第一条道路,也是最体面的道路,那就是跑到圣克卢去,在查理十世与人民之间进行斡旋,这样既可以保住查理十世的王冠,又可保住人民的自由;第二条道路是投身到革命中去,手握三色旗,走在世界革命的前面。菲力普可以选择做一个正直的人,也可以做一个伟人:他却更想窃取国王的王冠和人民的自由。有个贼,趁着火灾引起的混乱,从着火的宫殿里轻而易举地偷走了那些最珍贵的东西,却对婴儿床上一个被大火烧得哇哇直叫的小孩视而不见。 丰盛的猎物一旦得手,他面对的自然是众多的猎犬要他分配食物:于是旧制度所固有的腐败现象应运而生;这些赃物的窝主,像那些被人们踏过上百次、几乎粉身碎骨的肮脏的癞蛤蟆一样,它们活了下来,尽管干扁、瘦溜。然而,人们吹捧赞扬的就是这种人和他们的能干!弥尔顿①在写一封出色的信中的一段话却表达了他的不同想法: ①弥尔顿Milton(一六○八—一六七四),英国诗人,以写哲理诗著称。 如果上帝曾把心灵美的坚定的爱倾注到了某人的心里,那是它把这种爱倾注到了我的心里。我在一个地方遇到一个男人,他蔑视虚伪,却称赞那种敢于用他的情感、他的语言和他的行动去渴望获取高贵的智者教给我们最宝贵知识的下层人民群众。我和他趣味相投,我们交上了朋友。不论天上还是地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怀着尊敬和温情对人格和德行都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人们的崇敬。 查理十世那瞎了眼的王朝永远搞不清它处在什么地步,也不知道它应同谁打交道:他们可以把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召到圣克卢,在开初阶段他也可能听话;他们甚至在发布敕令的同一天可以在纳耶把他除掉:他既不属于这个派也不属那个派。 邦迪夫人二十七日晚上到达纳耶,根据她带来的消息,路易·菲力普早上三点起床,隐藏在一个只有他家里的人知道的地方,他既害怕在巴黎起义中受害,又害怕被警卫队队长逮捕。因此,他在法兰西孤独地呆着,听听远处从卢浮宫传来的枪炮声,就像我当时站在树下听滑铁卢战役中的枪炮声那样。引起王子不安的感觉无疑几乎像我当时在根特乡下受到压抑时的感觉一样。 我对您说过,七月三十日早晨,梯也尔先生在纳耶根本没有找到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但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已派人去找王子殿下。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伯爵负责传递信息。到法兰西以后,德·孟德斯鸠先生费尽九牛之力让路易·菲力普回到纳耶来,让他在那里等着众议院代表团的到来。 最后,有个骑士以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名义,说路易·菲力普已登上了马车。德·孟德斯鸠走在前面,开始他走得很快,但当他回头看时,只见王子殿下的敞篷四轮马车停了下来,回过头重新朝法兰西方向驶去。德·孟德斯鸠先生只好往回赶,请这位驾车飞奔的未来的君主在某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就像当年那些著名的基督徒逃避主教施加的无法忍受的折磨一样。这个忠心耿耿的仆人终于赢得了他最后的也是毫无价值的胜利。 三十日晚,曾把王国总兵头衔授予王子的众议院十二人代表团给在纳耶的王子带来了一封短信,路易·菲力普在公园门口收到了这封信。他就着火光看了这封信后,便马上取道赶回巴黎,陪同他一起走的有贝尔托瓦先生、埃梅先生和乌达尔先生。他在扣眼上佩戴了一个三色帽徽:他很快就要换掉家具贮藏室的旧皇冠了。 选举议会代表团将王国总兵之职授予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他接受了——共和党人的努力 一到皇宫,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就派人去向德·拉斐特先生致意。 十二名众议员的代表团来到皇宫,问王子是否接受王国总兵之职,得到的答复令人难堪:“我来到你们中间是来同你们一起分担风险的……我需要考虑一下,我得同各方面的人士协商协商。圣克卢的安排没有任何敌意,国王的到来给我带来了我该承担的义务。”路易·菲力普的回答也是这样的。人们让他回部队去演讲,他也正等着到那里去:他走后刚半小时,却又重新发表了一项申明,按此申明,他接受了王国总兵的全部职权;申明最后说:“宪章将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个申明被送到选举议会,得到了五十岁以上充满革命激情的人的热烈欢迎:他们用基佐先生起草的另一篇申明来响应它。众议员们回到皇宫,王子心里明白,在危难时刻,他不得不重新接受了王国总兵之职,但他仍抑制不住不停地抱怨着。 共和党人被各种打击弄得昏头昏脑而在竭力自已,但他们真正的头头拉斐特将军却几乎把他们抛弃了。他沉醉在来自四面八方的崇拜声中,他尽情地品味着革命的芳香,一想到自己是法兰西的主宰者,就忍不住飘飘然起来,他能按自己的意愿,跺跺脚就可以把共和党或君主制消灭掉;他喜欢在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里摇来摆去;在这种局势里,那些害怕将来的结局的人,一个劲地抱怨着,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一旦成了定局,他们将什么也不是。 另外那些共和党的领袖们早就被许多事弄得惊慌失措了:恐吓的言辞让人想起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人,这使他们不得不打退堂鼓。同时,在七月战事中,国民自卫队的重建扼杀了起义的方针和权力。德·拉斐特先生没料到在他梦想建立共和国的同时,也武装了三百万①反对共和国的宪兵。 ①此处似应为三十万或三万——译者。 不管如何,年轻人一旦认为自己被骗而感到羞耻,便竭力起来反抗。他们通过演讲,张贴演讲稿和张贴反对德·奥尔良公爵的标语来进行反抗。他们对他说,如果众议员们降心相从求他接受王国总兵的职务,那么根据贵族的一条法律任命的众议院无权代表公众的意志。人们向路易·菲力普证实他是路易·菲力普·约瑟夫的儿子,而路易·菲力普·约瑟夫是路易·菲力普的儿子,路易·菲力普是路易的儿子,路易是摄政王菲力普二世的儿子,菲力普二世是菲力普一世的儿子,菲力普一世是路易十四的弟弟,因此,德·奥尔良的这个路易·菲力普是属波旁王朝和加佩王朝而不是属瓦卢瓦王朝。拉菲特先生一点也没把他看成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的后代,他说:“这一点梯也尔知道。” 后来,卢瓦蒂埃会议②大声疾呼全国武装是为了用武力维护它的权利。十二区的委员会说:宪法的模式根本没有征求公众的意见;而众议院和贵族院从查理十世那里得到了的权力,会同它一起下台的;因此它们不能代表国家;十二区委员会一点也不会承认这个总兵;他们认为临时政府应在德,拉斐特的领导下,一直存在,直到宪法经过讨论和确立为政府的坚实基础为止。 ②动乱开始时,几个年轻的共和党人在卢瓦蒂埃饭店开会。 三十日早晨,就要宣告共和国的成立了。几个勇敢的人用匕首威胁市政委员会的人,问他们是不是交出权力。人们能不指责贵族院吗?人们对它的放肆行为很愤慨,贵族院真胆大妄为!当然,这是最后的侮辱和最后的不公,它等待的是公众的裁决。 有一个方案:二十来个最有激情的年轻人准备埋伏在一个废铁码头旁边的小马路上,当路易·菲力普从皇宫回到城里的房子时就放火烧死他,有人劝阻了他们,对他们说:“那样做,你们同时也会烧死拉斐特·帕若尔和邦雅曼·康斯坦的。”后来他们想除去德·奥尔良公爵,让他在谢尔堡上船:要是查理十世和菲力普同在一个港口,同在一条船上,那该多好啊!在异国的河畔,一个被资产阶级所杀,另一个被共和党所杀!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去市政府大楼 德·奥尔良公爵决心去市政委员会的官员中证实他的头衔,他从王宫出来,身边簇拥着八十九个戴大盖帽或圆帽、穿着制服或礼服的议员。这位王位候选人骑在一匹白马上,后面跟着邦雅曼·康斯坦①。邦雅曼·康斯坦坐在一顶由两个萨瓦人拈着的轿子里,一路上摇个不停。梅尚②和维埃内③先生,浑身是汗和灰尘,来往于王室的白马和患病议员的双轮车之间,为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们俩与两个脚夫争吵不休。一个半醉的鼓手在打鼓,鼓由一个随从顶在头上。四个看门人成了侍从官。那个最虔诚的议员扯开嗓子吼道:“奥尔良公爵万岁!”在王宫周围,这些呼喊倒有些效果,可是,随着人们临近市政府大楼时,这一幕却变得未免滑稽可笑,大多数人沉默不语。菲力普骑在他那象征着胜利的马上乱跑,听到拉菲特先生这个保护人的几句话,他一个劲地往他的盾牌下躲去。他冲着热拉尔将军微笑,对维埃内先生和梅尚先生做着会心的动作示意,他挥起他那顶飘着一尺来长的三角旗饰带的金色帽子向人们致意,向他们乞求王冠。他把手伸向每一个愿意向他施恩握他手的过路人。这个虚弱的君主到达希腊广场时,那里的人们却用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方式来欢迎他! ①他的脚痛。 ②梅尚,复辟王朝时期王室议员,后为参议员。 ③维埃尔,帝国时期的军官,复辟王朝时期的自由派议员贵族。 当王室选举的车队进入市政府大楼时,这个想当国王的人受到的欢迎是一片更具威胁性的怨声:几个直呼他名字的狂热仆人还挨了好几拳。他走进王室,那里挤满了三天战斗中下来的伤员和士兵,他们同声呼喊:“不要波旁王朝!拉斐特万岁!”声震屋宇。王子听到这呼声,显得很慌乱。维埃内先生高声为拉斐特先生宣读众议员们的声明;大家听着,一声未吭,只有德·奥尔良公爵讲了几句赞同的话。这时,迪布尔先生很不客气地对菲力普说道:“你刚才许了诺,假如某一天你忘了,我们会叫你记起来的!”这位未来的国王激动地回答道:“先生,我是个诚实的人。”德·拉斐特先生看到会场里越来越乱,便突然带头放弃了会议的主持角色:他把一面三色旗交给了德·奥尔良公爵,朝市政府大楼的阳台走去,在惊讶的人群的目光注视下吻了王子,他手里挥舞着国旗。共和党人拉斐特的这一吻造就了一个国王,两个世界的英雄整个一生的奇特效果! 接着响起了“够了!”“够了!”的喊声。邦雅曼,康斯坦的轿子和路易·菲力普的白马在半是嘲讽、半是祝福的喊叫声中从沙滩广场的政治建筑物里回到了市场王宫。路易·布朗①后来说道: ①在他的《十年的历史》中说这番话的。 在同一天,在市政府大楼的不远处,在太平间下面放了一条船,它比海盗用的船还大,船上摆满了用担架运来的尸体。人们把尸体堆成堆,上面用稻草覆盖着。聚集在塞纳河沿岸的人群,默默地看着。 在谈到神圣联盟的三级会议和国王的服装时,帕尔马·卡耶②大声说道: ②帕尔马·卡耶(PahlmaCayet一五三○—一六一○),又称皮埃尔·卡耶,历史学家和专栏编辑。 我请你们告诉我,这个小娃娃国王马蒂厄·德洛内师傅能作出什么回答呢?布歇这个圣贝努瓦的神甫先生,以及有他这种才能的其他人,谁对他们说过,派他们去按照他们的设想为法国物色一个国王来呢?……真正的法国人总是蔑视用这种方法选择国王的,因为他们成了主人的同时,也成了仆人。 王宫里的共和党人 菲力普还没有结束他的拉关系的工作,他还得去和许多人握手,拥抱,接吻,向行人弯腰致意,去到激情的人群中间游说,站在杜伊勒利宫的阳台上唱马赛曲。 一些共和党人三十一日早晨聚集在国家王宫:他们得知德·奥尔良公爵被任命为王国总兵的时候,他们想听听这个受到他们阻拦、但仍坚持这样做的将来注定要当国王的人的意见。他们由梯也尔先生领进王宫,这些人是:巴斯蒂德先生、托马先生、儒贝尔先生、卡韦尼亚克先生、马尔尚先生、德古赛先生、吉纳尔先生。王子先讲了许多赞美自由的话。巴斯蒂德反驳说:“您现在还不是国王,您听听这个事实吧,很快,围着您拍马的人少不了。”卡韦尼亚克接着说:“您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是个弑君者;这样,别人会对您敬而远之的。”两个弑君者的儿子相互庆贺讥讽一番,倒别有情趣;不过随着菲力普说得过去的解释,大家明白他们不至于效仿他们的父亲,他们会记住这件事的。 一些没有参加国民会议的共和党人走了进来,特雷拉先生对菲力普说:“人民是主人,您的职务是暂时的,应该由人民的意愿来决定,而您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对不对?” 梯也尔先生敲着托马先生的肩膀,打断了这些危险的争论:“殿下,这倒是一块好料,不是吗?” “是真的。”菲力普答道。 “他说的是什么?”有人大声问道,他是不是把我们当做一群来出卖的牲口?” 人们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一些互相矛盾的声音:“轮到巴贝尔上台了!我们认为他是个开明君主!不是要建立共和国吗?那么应该同共和党人一起来管理厂 梯也尔也大声叫道:“我也做了一件漂亮的工作!①” ①当索西被梅居尔打败后,是索西说的一句可怜的话(莫里哀:《晚宴东道主》)。 接着德·拉斐特先生走出王宫:公民们已被国王拥抱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时整个房子都沸腾了。 衣服是荣誉的象征,大厅里坐的是戴大盖帽的人,和王子公主呆在一起的工人,会议室里、椅子上、沙发的两端都挤满了人。说的话,人们爱听不听。路易·菲力普坐在德·拉华耶特先生和拉菲特先生之间,他的两只手搂着这两个人的肩膀,显出平等与快乐的样子。 我本想把这些引发了一场大革命的场景描写得更严肃些的,或者把加快了世界改变步伐的这些场景说得更加具体一些的,可是我目睹了这一切,众议员们本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然而他们不能制止某些混乱的局面,却对我说他们七月三十一日以什么什么方式将锻造出一个国王来,我只好作罢了。 人们为不是天主教徒的亨利四世做了他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事,甚至他还从来没有估计到自己可以戴上王冠:人们提醒他说:“圣路易不是在日内瓦而是在罗马加冕的;假如国王不是天主教徒,他不会在一个基督教国家里占第一国王的地位的;国王为一种宗教祈祷、而他的人民则为另一种宗教祈祷,这样就不合适;假如国王不是天主教徒,他不能在兰斯加冕,也不能在圣德尼安葬。” 在让菲力普通过最后一轮投票前,人们对他提出什么异议呢?人们提出他不是一个十足的爱国者来作为反对他的理由。 现在革命已经完结,只要人们正视一下开始所发生的事,人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人们担心削弱他们已经取得的地位,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在事情开始时没有看到事情结束时的严重性,那他行事未免太贸然了。 当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从闺房中出来为克洛维添圣油时,当长发的国王们在盾牌前站起来时,当圣路易,因为有早熟的美德,颤抖地宣誓只为上帝的荣誉和人民的利益行使他的权力时,当亨利四世到巴黎后,在圣母院前跪拜,人们看见或者说人们以为看见在他右边有一个漂亮的孩子护卫他,人们说那是护守天神时,我想那加冕是神圣的;那焰形装饰旗放到圣体柜中了。有一个君主,当他在公共场所时,他的马被人家杀了,反对他的在他身后联合了起来,他在鼓声中在利刃前低下了头;另一个君主在另一个公共场所,被庶民们团团围住,在同样的鼓声中乞求选票的时候,谁还会对王冠抱有幻想呢?谁又相信这个杀人的被玷污的王权仍然矗立在人们的面前呢?又有哪个感到他的心还在跳动的人愿意在菲力普一下子倒空他所有凝结着耻辱与恶心的苦难时,毫不作呕地去侵吞所有的权力呢?假如法国要保留这个圣人加伟人的女儿——古老的君主专制,那么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也许能继续存在下去。可是人们对此到处在宣传说:任何东西都是不能死而复生的。 国王离开圣克卢——王妃来到特里阿农——外交使团 您刚才看到沙滩广场的王族在三色旗下,在那些盛气凌人的朋友的簇拥下,风尘仆仆,气喘吁吁地前进着;现在来看看按预定计划撤离的兰斯王族吧:他们在神父和卫兵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地移着,没听到他们说一句不敬的话,即使是仇恨它的人。卫兵们曾为它效命沙场,往往一命呜呼,所以他们对它淡然处之。放在那副总有一天要合拢的棺材上的白旗仿佛在风中说:“向我致敬吧!我曾去过伊沃利;我曾看到蒂雷纳死去;英国人在丰特鲁瓦认识了我;我使华盛顿时代的自由获胜;我解放了希腊;我至今还在阿尔及尔的城墙上飘扬。” 三十一日黎明时分,当德·奥尔良公爵到达巴黎准备接见少将时,在圣克卢供职的人来到了赛沃尔桥边的宿营地,说他们已被解职,国王早晨三点半走了。士兵们很激动,王太子的出现使他们平静了下来:他骑着马前进,好像是在用这样的话在鼓励士兵们的斗志:在他的领导下,法国人不是死就要走向胜利。他在队伍前停了下来,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转过身,跑着回城堡去了。他缺少的不是勇气,而是言语。自从路易十四以来,我们这些长族的王子们受的教育少得可怜,他们经不起舌剑唇枪的辩论,不能像别人一样抒发己见,也不能与其他人抱成一团,同舟共济。 在赛沃尔高地上和美景饭店露天平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在交战。指挥赛沃尔桥旁前锋的上尉投向敌人,他带去了一门大炮和一部分聚集在光明大道上的兵士。而巴黎市民和卫队在从圣克卢和赛沃尔撤退时,认为不会发生任何敌对行动。撤退一开始,瑞士人组成的部队就被赛沃尔的居民包围了。他们放下了武器,但很快轻骑兵又帮他们夺了回来,轻骑兵的中校受了伤。部队经过凡尔赛时,国民卫队从前一天夜里开始就与罗什雅克兰①的精锐部队的士兵在那里值勤;他们中的一支打着三色旗,另一支打着白旗。王太子夫人从维希赶来,与在特里阿农的王室家庭重聚;在这之前,她喜欢在玛丽一安托瓦内特逗留。在特里阿农,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和他的主人分了手。 ①罗什雅克兰(Roehejaquelein)是军官,范德昂将军(一七八三—一八六三)的弟弟。被强行编入拿破仑的军队后,在莫斯科作战时,脸部受过伤。他是个狂热的正统派(即波旁王朝长系的强烈拥护者)。 有人说王妃是反对七月敕令的:从本质去判断事物,这是认清事物的唯一方法:老百姓总渴望自由,王子总倾向于要权。这不能算是他们的罪过,当然也不是他们的长处,这是他们的天性。王妃可能喜欢那些敕令在一个更适当的时候即在已采取了更好的预防措施之后,从而加大了成功的希望时发表;但事实上,敕令使她很高兴,也应该使她高兴;贝利公爵夫人对此也很满意。两位亲王夫人认为,借此,王室将最终克服代议制政府所造成的阻碍君主制度的困难。 七月事件没有与外交使团交锋,人们很感惊讶。它曾经是宫廷的常任顾问,它插手我们的事,手太长了。 在最近的动乱中,就有两位大使插了手。一个在进城门时被逮住,他带着一包东西要送到市政大楼去,里面是一封洛旺埃尔先生①给瑞典国王的电报。博德先生原封未动地交给了瑞典公使馆。洛尔·斯托阿尔②的信也落到了人民群众的领袖手里,也原封未动地被送了回去。这种事在伦敦干得更出色。洛尔·斯托阿尔和他的同胞一样,希望外国陷入混乱:他的外交政策来自密探,他的电文来自泄密。我当大臣时,他很喜欢我,因为我待他很随便,我的门对他时刻敞开着;他有时穿着长统靴、全身汗淋淋的、穿得像贼一样,也可以随时闯到我家里来:那时他总是从那些称他为“斯托阿尔”的太太们家里出来、跑了好几条街之后到我家里的;他付给她们的钱很少很少。 ①洛旺埃尔(Loevenhiem),当时在巴黎的瑞典大臣。 ②洛尔·斯托阿尔(lordStuart),英国驻巴黎大使。 我那时构思了一个新的外交计划:我不隐藏什么,有话明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看我的电文,因为为了法兰西的光荣,我没有什么计划要避开我的反对派来作的。 我微笑着但又很严肃地对查理·斯托阿尔说过一百遍:“不要跟我拐碴儿吵架,如果您要跟我决斗,我马上与您决斗。法兰西从来没有用你们的计谋同你们打过仗,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把我们打败了的原因,不过俐门不要因此而翘尾巴哕。”③ ③这段话同我一八二三年写给卡宁先生的信的内容差不多(见《维罗纳代表大会》)。 洛尔·斯托阿尔就是用这种观点来看我们七月起义中的混乱的,他对我们的不幸狂喜异常,但外交团其他仇视人民事业的成员,或多或少推动查理十世制定了敕令。然而,敕令出来后,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来挽救君主制。如果说波佐·蒂·玻尔戈①对政变显得担心,他这种担心既不是为了国王,也不是为了人民。 ①波佐·蒂·玻尔戈(PozzodiBorgo),俄国驻巴黎大使。 有两件事是肯定的: 第一件:七月革命冲击了四国联盟的条约:波旁家族的法国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波旁王朝的权力一旦被强行剥夺,欧洲新的政治权力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第二件:在君主制度下,外国公使不是政府的代理人,他们是君主的代理人。因此,公使们最基本的义务是聚集在查理十世的周围,无论他在法国的哪一个地方,他们都得追随他。 有一个唯一的大使,这种思想来到了他的脑海里,他就是贝尔拿多特——一个不属于君主古老家族的国王——的代理人,这不是很奇怪吗?当波佐,蒂·玻尔戈反对债权函件强加的和荣誉迫使其做出的手段时,德·洛旺埃尔先生却使德·韦尔泰男爵②赞成了他的意见。 ②德·韦尔泰(deWerther),当时在巴黎的普鲁士公使。 外交团之所以去到了圣克卢,是因为查理十世的地位有了变化:王位支持者们在选举委员会取得了他们开始时缺少的势力;工业家们害怕可能发生一场战争;保住亨利五世就保住了和平的思想已深入到了王室青少年圈子里的大部分成员当中。 波佐·蒂·玻尔戈先生很克制没有多说话了,因为交易所和银行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尤其是他的地位也毫无危险。然而他对加佩王朝的灭亡起了百分之五的作用,这种灭亡对其他活着的国王起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他会不失时期地、根据为他所用的原则,用这个为个人私利而造成的无法挽回的错误的做法来开脱罪责的。 大使们在同一个宫廷里待得太久,已养成了他们居住国的生活习俗,喜欢生活在荣誉里,他们不再如实地看待事物,他们担心他们的电文透露出去,动摇他们的地位。事实上,埃斯特拉齐、韦尔泰、波佐在柏林,在彼德堡,在维也纳,或者在法国宫廷的大使阁下们,不是同一回事。有人说,波佐先生因其手艺高明的女厨师和贵族议员的称号的事,而对路易十八和对查理十世心怀恨意。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对的,他恨他的同乡①波拿巴,但他是在波旁王朝供职。但是,如果是在根特,他决定王冠问题,引起路易十八突然去巴黎,他可以自夸他能阻止外交使团在七月里所做的事,他帮助他兄弟戴上的王冠,他一定能够从查理十世的头上摘下来。 ①他知道波佐·蒂·玻尔戈是科西嘉人。 我想了很久,几个世纪之后产生的外交使团置于人们的另一种权力之下,将不再会与新的社会发生关系:公众的政府,方便的交通将做今天那些内阁同时直接处理或由领使馆官员这个中间人处理的事;那时还会增加其数量,改善其处境,因为那时欧洲已经工业化了。那些封了头衔的间谍,非常自负,他们为了效忠于他们失去了的那个王朝,只会在他们代理的王国里捣乱,培养着他们想象中的主子。查理十世没有邀请外交使团到他的宫廷里去,从他那方便来讲,他可错了;但他所看到的,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梦;他越来越感到惊讶。这样,他没有把德·奥尔良公爵召到他的身边,因为他只想到了危险来自共和党方面,而从未想到会有被篡位的威胁。 朗布伊埃 查理十世同王后和德·波尔多公爵在当晚去了朗布伊埃。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扮演的新的角色在国王的头脑里第一次产生了退位的念头。王太子先生,一直呆在后卫部队,但一点也没有同士兵接触,他在特里阿农派人给他们分发剩下的酒和食物。 晚上八点一刻,各兵种部队开始行动。那时,第五轻骑兵营的忠诚充分显示了出来:他们没有被卷入到那场运动里去;回到巴黎后,他们把他们的军旗交给查理十世,而查理十世拒绝接受它,就像他曾拒绝第五十营的军旗一样。 几个旅的士兵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各种不同的武器混杂在一起;骑兵连超过了步兵连,在一旁休息。七月三十一日半夜,他们精疲力尽,在特拉佩斯停了下来。王太子就在这个村子后面的一间房子里休息。 第二天,即八月一日,他让部队驻扎在特拉佩斯,自己去了朗布伊埃。部队在十一点拔营;有几个士兵去村子里买面包,被人暗杀了。 到朗布伊埃后,军队驻扎在城堡周围。 八月一日至二日的晚上,胸甲骑兵的三个团重新踏上了去他们原来驻地的路。有人认为,指挥卫队胸甲骑兵团的博尔德苏尔将军已在凡尔赛投降了。 第二投弹兵连把军旗交给国王后,也于二日早晨出发了。王太子碰到了这些投弹兵逃兵,他们马上排成战斗队形向王太子致意,然后继续赶路了。不忠和礼节混合在一起,多么奇特!在这三天的革命中,没有人有激情了,每个人只是依据他的权利或义务所形成的想法在行动:权利已经取得,义务已经完成,敌意和爱一样,都已不复存在;一些人担心享受权利不会长久,另一些人则担心尽义务会无止境。也许机会只有这一次,也许今后不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人们在胜利面前止步不前;过去当他们愿意战斗的时候曾经保卫过国王的士兵,而今当他们要离开国王的时候却又把他们的军旗交还给了他。敕令使人们放弃了他们的誓言;战场上的撤退使投弹兵放弃了他们的军旗。 八月三日会议的召开——查理十世写给德·奥尔良公爵先生的信 查理十世引退了,共和党人却退却了,什么都不能阻止君主选举制前进的步伐。外省对巴黎向来是绵羊般顺从,奴才般响应,发到巴黎的每封电报和插在车上的三色旗,无不在高呼:菲力普万岁!或者,革命万岁! 决定在八月三日召开的会议开幕了,贵族议员去了众议院:我去了那里,因为一切都还是临时的。那里上演了一幕滑稽喜剧:王位空着,反国王的人士坐在王位旁边,像是由掌玺大臣主持召开的一次没有国王参加的英国议会。 菲力普说为了拯救我们,他认为接受下列事项是非常必要的:摄政王之职,宪章第14条的修改,以及像维持欧洲和平一样,他,菲力普十分关心让我们得到充分的自由。在讲演中,在句子的结构上不厌其烦地玩弄手段,这在我们的历史上已延续了半个世纪。但当王子发表下面的申明时,大家的注意力就特别集中了: 贵族议员和众议员先生们: 两个议院一建立,我就把查理十世国王陛下引退的消息告诉你们;与此同时,法国的路易·安东民王太子也放弃了他的权力。这件事已于昨天,八月二日晚上由我着手解决。我今天上午已下令把这件事的材料存入贵族议院,我会将其在《箴言报》官方的通报栏中予以公布。 用卑鄙的计谋和卑劣的不哼不哈的策略,德·奥尔良公爵在这里略去了亨利五世的名字,两个国王正是为了他而引退的。假如这个时候,挨个地询问每个法国人,大部分人可能会赞成亨利五世,一部分共和党人甚至已接受了他,还会把拉斐特送给他做老师。他这根合法的苗子其所以留在法国,是因为两个年老的国王将去罗马度过他们的余生;另外,他留在法国,围绕着权利的移交不会出现任何困难,各个政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怀疑。任用波旁王朝的后代不只是一种危险,还是政治上背道而驰的行为:新法国属于共和党人的,它不需要国王,至少它不需要·占老家族的国王。再过几年,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自由是什么,和平是什么;在那种自由和和平的国度里,人们将是怎样的心花怒放,兴高采烈。我们很了解这位新当选者的脾性,如果人们能够依据他的性情来判断他的动向,那么,为了维护他的君主专制,他只会对内进行压迫,对外实行投降。 路易·菲力普的错处不是接受了王冠(这种野心勃勃的举动已有成百上千的例子,它只是攻击一种政治机关),他真正的不法行为是:他曾是个背信弃义的监护人;他曾扔下孩子和孤儿不管这在《圣经》里是够不上该诅咒的一种轻罪:然而,在道德法庭上(人们把它叫做命运或天意,我这样称它,我只强调罪过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会放过对那些违反道德法律的行为进行制裁的。 菲力普以及他的政府,所有这一类不可能的事和相矛盾的事,或早或迟都注定会失败的。那是因为有偶然的因素,有国内外利益的复杂因素,有某些人的漠不关心和被收买被腐蚀的因素,有某些人的轻率、麻痹大意的因素;但不管现政权能够维持多久,它永远也不会持续到奥尔良这个家族支系能够扎稳它的根的时候。 查理十世了解到革命取得了进展,明白到了他那种年纪以及他的为人,要想阻止革命的进程,他是无能为力的;他知道,只有像菲力普对众议员宣布的那样,他和他的儿子引退下来,才能避免使他的家族受到打击。在八月一日,他就写了批示,同意召开这次会议;而且,他相信他侄儿奥尔良公爵对他的忠诚,便亲自委任他侄儿当了王国总兵。八月二日,他走得更远了,因为他只想登船走了,他请求派特派员护送他一直到谢尔堡。这些特派员开头没有被国王卫队所接受。波拿巴也曾用特派员当过卫兵,第一次是俄国人,第二次是法国人,但他并没有去求过他们。 下面是查理十世的信: 表弟: 我很痛心,因为有许多麻烦会使得人民受苦,或使他们受到威胁,而我又没有办法告之他们。因此我决定把我的王冠让给我的孙子波尔多公爵。 王太子也分担着我的痛苦,他将让位给他的侄子①。 ①贝利公爵的遗腹子,波尔多公爵即亨利五世,当时还不足十岁。 因你的才华出众,你将成为王国的摄政王,由你负责宣布亨利五世登上王室的宝座。另外,在新国王因年幼不能执政的期间,你应采取各种措施拟定政府的形式。我对你说的仅仅是这些安排,这是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的一种措施。 你把我的安排与外交团通通气,你要让我尽快知道我的孙子以亨利五世的名义登基的消息。 我再次向你表达我对你的信任,并向你致意;表弟,我是永远爱着你的表兄。 查理于朗布伊埃 一八三○年八月二日 假如德·奥尔良公爵先生能动之以情或有悔意,这个“爱着你的表兄”的签名应该会打动他的心吧?人们怀疑在朗布伊埃放弃王位的这一举动的作用微乎其微,人们准备让年轻的王子出发了:三色旗及保护措施都已由那些狂热支持敕令的信徒们安排好了。假如贝利公爵夫人与她的儿子突然出发,出现在众议院里,而那时,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正在他召集的会议上演说,那他就只有两个可能了,而这两个可能都很棘手。但至少,灾难来临时,那个被捧到天上的孩子不必在异国的土地上过那段悲惨的日子了。 我的建议、我的愿望、我的呼喊,都不起作用;玛丽·卡罗莉娜①是贝亚尔的母亲,她正准备离开城堡,我求她也白搭。仆人卢瓦亚尔②说过这样一句话:“可怜呢,好心善良的母亲轮到最后一个出去,她把儿子叫来,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皮埃尔,我的朋友,谦虚礼貌点吧!切忌骄傲自满!对任何人要彬彬有礼,言行一致,也就是说,对穷人,对孤儿寡母,对单身汉,都要乐于施舍,这样,上帝会保佑你的!’……那位善良的母亲当即从她的袖子里摸出一个小皮夹子,里面只有六个金埃居,她把它递给了她的儿子。” ①玛丽·卡罗莉娜(Marie-Caroline),贝利公爵夫人。 ②卢瓦亚尔,《贝亚尔传记》的不具名作者,十九世纪人士。 那位骑士带着装有六个金埃居的皮夹子,既不害怕,也无怨言地出发了,为的只是要成为最勇敢、最有声誉的上尉。亨利的身上可能还没有六个金埃居,但他会有许多其他的战斗要去完成,他必须与所有的不幸作斗争,还要打败世界上最厉害的对手。英雄母亲给予她们儿子的是无限的关怀与教导!贝妮,我的母亲,从你那里,我学会了让我的生活充满荣耀,并做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 原谅我写了这些回忆,但正因为我这些回忆也许让我从过去回到了现在,从而把现在的不幸去掉了一部分。 拥护查理十世的三个众议院委员分别是:德·肖南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和梅松元帅。他们被兵站送了回来,踏上了回巴黎的路;人民群众的一次游行又把他们赶到了朗布伊埃。 人民群众朝朗布伊埃进发——国王出逃——思考 八月二日晚上,在巴黎纷纷传说:查理十世一直拒绝离开朗布伊埃,非得等到他的孙子被承认为止。三日早晨,一大群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高呼道:“到朗布伊埃去!到朗布伊埃去!不能让一个波旁王朝分子溜掉!”一些有钱的人也混到了人群里面。但是时间到了,他们让以帕若①将军为首的那群坏蛋逃走了;帕若曾让雅克米诺②上校当他的参谋长。往回赶的委员们在途中遇到了特遣队的侦察兵,跟着他们的足迹,他们被带到了朗布伊埃。国王向他们打听暴动者的势力,回宫后,他让人把梅松①叫去了;梅松掌握着他的命运和军队指挥权。国王对梅松说:“梅松,我要你以军人的荣誉和信仰回答我:那些委员们同我讲的是真的吗?”这位元帅回答道:“他们跟您讲的只有一半是真的。” ①帕若,拿破仑的将军。 ②路易·菲力普后来让他当了将军,贵族院议员。 ①查理十世在一八二九年封他为元帅;路易·菲力普后来任命他为大使大臣。 八月三日,在朗布伊埃还有三千五名卫队步兵和四个轻骑兵团;这四个团组成二十个骑兵队,共二千人。兵站、卫兵等加上骑兵、步兵一千三百人。总共兵力八千八百人,七个炮兵连,四十二门大炮。晚上十点,听到备鞍上马声,整个军营开拔前往曼特农,查理十世和他的家人也在这群忧伤的人群里,这时月亮刚从云端里露出脸来,照着他们。 他们在谁面前撤退?在一支几乎手无寸铁、坐着破旧的凡尔赛和圣克卢的小马车赶来的队伍前撤退。帕若将军迫不得已领着这帮人往前赶时,他觉得自己快完蛋了,因为这帮人加上前来汇合的鲁昂人在一起,也没超过一万五千人,而且有一半人老在路上拖拖拉拉。几个激进、勇敢、大度的年轻人夹杂在这支队伍里,他们乐于作出牺牲;而其他的人则不堪一击。在朗布伊埃这个光秃秃的平原上,只有炮火才构成威胁;因此根据各种迹象来看,他们似乎获得了胜利。在巴黎人民获得胜利的基础上和国王在朗布伊埃得胜的情况下,谈判也许能进行。 什么!在这么多官员之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有勇气以亨利五世的名义掌握指挥大权?因为,不管怎么说,查理十世和王太子已不是国王了! 他们不想战斗,躲在夏特雷有什么用?在那里,他们在群众袭击目标之外;在都尔会更好,因为那里有外省正统派可作依靠。查理十世仍留在法国,军队的大部分仍会忠于他。布洛涅和吕维尔的军营已经拔营,正行进在解救他的路上。我的侄儿,路易伯爵带领他的那个团——第四轻骑兵团,得知国王已从朗布伊埃撤离,才松了一口气。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不得不护送国王骑着小马回到他的小船上。查理十世如果是在一座小城市里,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如果他召集两院会议,大多数议员还是会表示服从他的。卡齐米尔·佩里埃、赛巴斯蒂阿尼将军和其他百来号人曾经等待过,他们极力反对三色的标志,他们害怕人民革命对他们的危害:我能说什么呢?王国的总兵是由国王任命的,他没见到过他打过一次胜仗,他只好避开那些拥护者,而一味地听从国王的命令。外交团没有尽到它的责任,只有当它与国王站在同一条线上时,才去尽它的职责。共和政体在一片混乱中于巴黎建立之后,面对外省建立的符合宪法的合法政府时,它一个月都会维持不了。人们从来还不曾在这么有利的形势下输过,如果就这样输掉,恐怕再也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因此,在七月敕令和从圣克卢撤退之后,我们要向市民倡导自由,向士兵宣传荣誉! 如果一个新的社会取代了目前的社会制度,那么一个新的时代也许将会到来,那时战争将会变成极为荒谬的事,战争的理论本身将再也不会让人知晓,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博爱家把战争区分开来,而他们即将遇到的是名声那么坏的内战:“同胞自相残杀!兄弟、父亲、儿子水火不相容!”这一切多么凄惨;然而人民却在这种内部的分裂中不断地受到磨炼,得到新生,它永远不会在国内战争中灭亡,但它会在国外的侵略战争中消亡。看看分裂时期的意大利吧,再看看如今的它吧。被迫去夺取邻国的土地,又被迫看到自己被邻国血洗的家园,这是多么悲惨与不幸啊!但是,坦白地讲,难道残害一个你不认识的德国的农民家庭,远比你去偷,比你毫无怜悯之心地杀人,比你心安理得地去玷污妇女和姑娘要人道得多吗?难道就因为这是战争吗?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当发动对外战争不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那么国内战争就没有对外战争那么不公平、不令人反感、反而显得更加自然了。国内战争至少是以个人的凌辱和公认的憎恨为基础的,是与弱者的决斗,正是在这些战争中,对手们懂得了他们为什么要手拿武器。要是激情辩护不了罪愆,它还是会为它开脱,为它解释,它会让人们明白为什么它会存在。对外战争呢,它是怎样被辩护的呢?民族之间的互相残杀通常是因为国王感到厌倦,某个野心家想篡权,某个大臣想搞垮对方。是该惩罚那些年老而神经过敏的人了,他们更适合于做诗人而不是做历史学家:如蒂西迪德、赛扎尔、蒂特一利韦,他们满足于一个表示痛苦的句子而不管其他。 国内战争,尽管带来许多灾难,但它只有一个真正的危险:如果叛乱分子求助于外国,或者外国利用人民的四分五裂,对人民进攻,那么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被征服,如大不列颠、西班牙、古代的希腊和今天的波兰,我们列举的这些例子,大家应该不会忘记。然而,在神圣联盟时期,两个派别都呼吁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支持,他们的力量相互抵销了,一点也没有影响武装了的法国人在它们之间的平衡。 查理十世用刺刀去支持敕令是不对的;可他的大臣们却不能以服从与否来为自己让人民和士兵流血而辩解;人民和士兵之间没有任何仇恨可以把他们分开,如同那些理论恐怖主义分子在不存在恐怖时想制造出一种恐怖理论的方案一样。查理十世在战争打来了,并丢失了所有的战略要地之后,还不肯承认战争也是错误的。他把王位给他的孙子之后,就无权对新国王若阿斯说:“我让你登上王位,是为了让你在尘世间经受锻炼、熟悉情况、受到考验;你肩负的担子不轻:我老了,我或许被流放,我的王位要你保住。”不应该在查理十世被迫离开法国的同时,让亨利五世登上王位。而在让他当上国王的同时,人们就判处他要死在这块掺和了圣路易和亨利四世骨灰的土地上。 再说,在这阵热血沸腾之后,我又恢复了理智,而且在这些事情中,我只看到了人类命运的终结。以武力取胜的宫廷,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它不会在某一天里被推翻,反而会在这些年里阻碍社会的发展。但所有广泛包含君主专制的东西都遭到了重新建立起来的圣会的谴责。最后的结果是,事情的发展偏离了人类文明的方向。上帝造就了符合它秘密目标的强大的人类:它给了他们当他们应该扔掉就扔掉的不足之处,因为它不希望用低下的智力养成的不良的品行与天意作对。 王宫——谈话——最后的政治意图——德·圣奥莱尔先生 王室在隐退的同时,把我的作用也大大缩小了。我只希望能被召到贵族议院去发言。写是不可能的:如果攻击来自宫廷的敌人,如果查理十世被来自外部的阴谋所推翻,我会拿起我的笔的;另外,他们要是让我独立自由,我会在王室残部的周围全力以赴重建一个大党。但是攻击来自王室的内部;大臣们违背了自由的两大原则;他们使王权背誓,也许是偶然,但却是事实;正因为如此,他们甚至使我丧失了作用。为敕令,我能去冒什么险?我怎么还能去称赞依然合法的君主的可靠性,他的坦率和荣誉呢?我又怎么能说它是我们的利益、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独立自主的最强大的保障呢?真是古老君主制度的典范!可这个君主制度却夺去了我的武器,让我在我的敌人面前手无寸铁了。 当我被弄得势单力薄南风不竞时,看到新的王室竟来找我,我不免大为震惊。当年查理十世对我的提议嗤之以鼻,而菲力普却不遗余力地想让我为其效力。先是阿拉戈先生激昂而生动地同我谈到了阿代拉伊德夫人的事,后来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伯爵一天上午来到雷卡米耶夫人家里找到了我。他对我说,德·奥尔良公爵夫妇将会很高兴接见我,如果我愿意去王宫的话。当时他们正忙于发表一个声明:把王国总兵的头衔正式更名为摄政王。也许,在我发表看法之前,新王室早就已决定削弱我的对立面的力量;它也可能在想,我会因为三个国王的离位而把自己看作无所事事的人。 德·孟德斯鸠先生这场开场白使我大吃一惊,然而我不能拒绝他所说的,因为,不是自吹自擂,我能成功,我想我能让人弄明白事实的真相。于是我跟未来王后的荣誉骑士去了王宫。带进面对瓦卢瓦大街的大门后,我在他们的小客厅里见到了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和阿代拉伊德夫人。以前我曾很荣幸见过她们。德·奥尔良公爵夫人让我坐在她旁边,马上对我说道:“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们非常的不幸呢!如果所有的党派都能联合起来,我们也许还能得救。您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 “夫人,”我回答道,“没有什么比这更明了了:查理十世和王太子殿下已经让位,亨利现在当了国王,德·奥尔良公爵大人是王国总兵。在亨利五世年幼期间,请他执政好了,这样,一切都会结束的。” “可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老百姓们很不安,我们会在这种混乱中垮台的。” “夫人,我斗胆问一句,德·奥尔良公爵大人的意图是什么?如果把王位让给他,他会接受吗?” 两位夫人犹豫着没有回答。片刻沉默之后,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反问道:“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请您想一想可能会到来的不幸。为了把我们从革命中拯救出来,‘所有明事理的人必须精诚合作,互相理解。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在罗马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如果您不再离开法国,您在这里可是大有所为的哩。” “夫人不知道我是效忠于年轻的国王和他母亲的吗?” “哦!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他们待您可真好啊!” “王太后不希望我这一生有违旨行为。”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不了解我侄媳,她太轻佻了!……可怜的卡罗利娜!……我马上派人去找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来,让他劝劝您,这方面他比我强。” 公爵夫人吩咐人去找公爵,半刻钟以后,路易·菲力普来了。这位公爵夫人穿着随便,显得很疲倦。我站了起来,这位王国总兵走过来对我说道:“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大概已对您说过,我们现在的处境多么的不利吧。”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根据他当年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欢乐情景吟了一首表达草原上宁静生活的田园诗。我抓住两节诗中的空隙时间,恭恭敬敬地重复了我刚给公爵夫人说过的话。 “啊!”他叫道,“我的欢乐在那里!能成为这个孩子监护人和依靠,我是多么满足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同您一样,对这一切都想过了:带着德·波尔多公爵肯定会是最好的做法,我只是担心那些事件来势凶猛,我们敌不过他们。” “敌不过他们,大人?您不是享有一切权力吗?去同亨利五世汇合在一起,把议会和军队召到您身边,并离开巴黎。在您离开之后,一切动荡都会平息。那时人们会在您强大的权力和保护下寻求庇护的。” 在我讲这些的时候,我不断地观察菲力普。我的话让他浑身不自在。我在他脸上看出来了,他想当皇帝。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他没看着我,对我说道,“事情远比您想象的要困难呢,这事并不那么简单,您不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危险。一群愤怒的人反对议会已达到了极点,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招架不住。” 从德·奥尔良公爵嘴里不意中说出的这句话,使我很高兴,因为它给我提供了一个不容置辩的反驳机会: “我想到了这种困境,大人,但有一个可靠的办法可以摆脱它。如果您不愿意像我刚才建议的那样去与亨利五世汇合,您也可以选择走另一条路。议会马上要召开了:不管众议员们作出什么样的决议,您就声明说,目前的议会无权决定政府的形式:您就告白天下,法国需要咨询,要选举新的议会以及成立专门的权力机构,以决定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太后陛下就会照此站在最具人民性的立场;目前把您捧上天的共和党,是您的真正威胁。在最近的两个月里,一直到新议会任期开始,您把国民卫队组织起来;您所有的朋友和年轻国王的朋友将在外省与您共同奋斗。到时您让那些众议员们都来,让他们在法庭上当众为我所辩护的案子作证。这案子,由您私下里支持,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无政府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您将再也不会害怕共和党的暴力了。我甚至认为把拉华耶特将军和拉菲特先生拉过来也不是一件难事。大人,一切都以您为中心了!国王还小,您可以统治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我们这些人都该退下来了;您将获得历史上一项唯一的荣誉——登上王位并将它传给合法继承人。同时,您可以让这孩子用本世纪之精神与智慧把他培养成人,以便将来能统治法国:您女儿中的一个将来某一天会同他一起共撑王权的。” 菲力普不时仰望头顶上空,他对我说道: “对不起,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抽空离开了一个代表团是为了同您谈谈,等会儿我还得回去。公爵夫人会告诉您我是多么地高兴能做您所期望做的事的;但请您相信好了,是我一个人阻止了一群危险的人。如果说保皇党没有被屠杀,那是全靠了我的努力。” 我是这样来回答这个出乎意料又离我们谈话主题甚远的这番话的: “大人,我曾目睹过一些大屠杀:那些在革命中闯过来的人都是些经受过战争锻炼的人。那些老兵不会被那些让新手吓得发抖的事所吓倒的。” 国王陛下退引之后,我去找我的朋友们: “怎么样啊?”他们问道。 “是这样,他想当国王。” “那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呢?” “她想当王后。” “他们俩都对您说了?” “一个对我朗颂田园诗,另一个同我大谈法国所面临的危险和可怜的卡罗利娜的轻佻;他们两个都想让我明白我对他们很有用,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把我当对手。” 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希望能与我再次会面,而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却没有参与这项谈话。阿代拉伊德夫人和第一次一样也在那里。德·奥尔良公爵夫人更加详尽地谈到了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打算给我许多的荣誉和好处。而且她友善地让我回忆起她通过舆论让我获得权力和我做出的贡献,还有尽管我尽心尽职,查理十世和他的家族对我仍表示的反感。她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回到外交部去,国王陛下将会很高兴我做出的选择;但如果我更喜欢回到罗马去,那么,她(德·奥尔良公爵夫人)会非常满意地看到我为我们圣教的利益而作出的最后的选择。

法国七月革命爆发

2016年07月27日 16:00来源:我爱历史网阅读量:219 分享到:

当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之后,法国便爆发了一次重要的革命,那就是七月革命!那么,法国为何爆发七月革命?七月革命有哪些影响?下面带着这些问题,跟随小编看看吧!

1830年7月25日查理十世(1824~1830在位)颁布敕令:修改出版法,限制新闻出版自由;解散新选出的议会;修改选举制度。敕令破坏了1814年《宪章》的精神,劳动群众和自由资产者对此十分气愤。当天下午,反对派主要报刊的编辑和记者在《国民报》编辑部集会,起草抗议书。

他们拒绝承认解散议会,宣布政府已经失去合法性,但并不否认王权。27日,几千名工人和手工业者走上街头,与军警发生冲突。28日黎明,起义开始。工人、手工业者、大学生和国民自卫军建筑街垒,夺取武器库,攻占市政厅。以银行家拉菲特为首的大资产阶级温和派力主与国王谈判,但查理十世和首相波利尼亚克拒绝谈判。

7月29日,起义者控制了巴黎,占领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外省发动的起义也取得胜利。起义群众及其领导者要求宣布成立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成立了以拉菲特和国民自卫军总指挥拉法耶特为首的市政委员会。

查理十世此时不得不收回敕令,命令蒙特马尔公爵组织政府,但已无法挽回局势。30日,拉菲特召集60名议员开会,决定委任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为摄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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