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毛泽东的矛盾到决裂,刘少奇之子刘源上

一九六二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总的说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度过的,但平稳之中也有波折。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续任国家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谈毛、刘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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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真让人哭笑不得!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其实,何止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问?显然,这已成为千古之谜了!既然要坚决避免“文革”悲剧再度,就要深深吸取教训。必然的,非要解答、搞清“文革”的起因不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回避、掩盖这一事实,不管动机多么美好善良,无异于对历史和子孙犯罪。“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1962年切入,重点叙述了政家学者无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连当事人也几乎噤若寒蝉的“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又山高水长,简括出两条“南辕北辙”的建国思路。这不就是毛所指责的“两条路线”?不正符合了毛所强调的“路线斗争”?无可争辩的是,没有“从不让步”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决不会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和半数以上的老革命、老战友。若生前尚有被 “逼宫”之虞,“响应者无几”,“我死了怎么办”?我们看到毛泽东确实是忍无可忍才“炮打司令部”。不过,历史和实践纠正了黑暗的10年中被颠倒的是非。我们正是试图提出一种“文革”起源说,讲清“来龙”。至于“去脉”,不属历史命题所关注的范围,留给读者们去想。所以,也可能是解开了许多谜团,提出了更多的爆炸性大问题。正是这些大问题,曾经启发刘少奇去探索,并引导着集体智慧,凝结出光辉的邓小平理论。仍是这些大问题,驱使我们去追求,为新一代扫清道路,朝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迅跑!1998年,尽管有下岗风潮的苦恼,又抵抗了百年洪灾,但世所公认:相比周边邻邦及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当不错。回忆、叙述、总结过去,总是要联想现实,我们会更深地感到:几千年来梦寐以求,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吃饱穿暖了;在这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国家的领导集体不也是历史上最团结稳定、少有错误的吗?看现实,又总要追寻过去:今天的一切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60年代前期,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过去,通称为“四清运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自我教育为主的运动,虽然夭折,但作为政治改革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与同时期成功的经济改革尝试一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刘少奇为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启迪后世,在历史中闪耀着光辉。然而,也留下许多终点、谜团和重大课题,待我们去解答。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指导思想上的同异,他们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融于我们的言行。“四清运动”的由来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文革”初期,刘源询问父亲,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万家墨面,千村萧索,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出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大家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称的“西楼会议”。讨论时发现当年的预算仍有巨额赤字,5年累计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紧。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对严重的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冶局常委,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多数常委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报告草稿。鉴于前三年经济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谈农村工作时说道: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会满意的,在分散的地区有一些农户单干也应允许。会上还谈了许多有关工农业生产、内商外贸以及对外政策的问题。刘少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为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赏“冒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泽东看来,“退”就是复辟。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正好毛的秘书田家英调查回来,向刘建议搞包产到户,刘少奇叫他清毛主席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她说对了,田家英果然领会错了毛主席的意思。盛夏7月,毛泽东问到北京。陈云同志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就发生了前面叙述的那一幕。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长舒口气,以为雷霆已过。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10天的预备会,讨论井然有序,富有成效。8月6日,会议正式开幕。出人预料,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他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原定议程全部被打乱。所有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进行讨论。会议转向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毛还多次发言和插言,说:“—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广义将“资本主义农业专家”的大帽子扣在邓子恢同志头上,从而上纲到“资本主义复辟”,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成了搞复辟的修正主义。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种维护党员最起码权利的作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在继而的发言中,毛泽东大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住我们手里!”要坚决“反修、防修”,讲了那段着名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及斗争为纲”。刘少奇本以为在游泳池的谈话,已经平息了毛泽东的火气,取得了理解。毛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使刘大感意外。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刘在接下来的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了,同意毛的观点。他发言的有些地方,甚至比毛还有过之。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当年的现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识40年,同为世所公认的大革命家、阶级斗争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巨匠人师。而满座各级干部,几乎各个都是阶级斗争的专家和获胜的佼佼者,衷心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十分不易,难免有失落之感,新学吃力可想而知。“经济大革命”惨败,刺激和冲击足既恼火又无奈,提起阶级斗争,这些行家里手无不热血沸腾,何况振臂—呼者,是统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肯定—呼百应。当时,国际上内忧外患,相当紧张。各级负责人的神经也相当敏感,是自然的。另外,长期以来,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腐败丛生,愈演愈烈。当然,比起现今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已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在这一点上,毛刘完全—致,疾恶如仇,同仇敌忾。在场的老革命们,久沐毛刘思想理论熏染,对蜕化变质,一片喊杀,群情激昂。毛泽东选择“阶级斗争”这一题目,是任何人都无法、也不可能反驳的。历史对老一辈革命家们自然拥护阶级斗争的决策和激情,都无可厚非。作为后人,必须尊重历史。当时,刘少奇还处于两难境地:其一,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损害毛的威望和形象;其二,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如果节外生枝,把经济调整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切皆空,或搞成第二个“庐山会议”,更遭殃了;其三,党内许多同志,害怕毛直接抓经济,又不能不确认毛的领导权。毛泽东自己对经济工作也是心灰意懒,又不能不过问。而阶级斗争正是毛的长项,使他精力专注于此,既利于抓好党风廉政,制止腐败,又利于经济调整,共渡难关。何乐不为?刘少奇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在自我批评的同时,维护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正确性。在北戴河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总结、布置传达时,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因此,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的干扰,妨碍工作。”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同意“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刘保住了“中心”工作,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毛刘总算一致了。毕竟,调整工作保了下来,纠错改过之举,付之于行,诸项政策迅速见效,经济很快好转复苏。一直坚持到“文革”前,毛确实没有再对经济工作发表多少意见,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向,是按刘少奇所说的“退”。从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现实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义秩序”。尽管远远谈不上“退够”,但作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可贵的尝试,为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经验。至今,我们仍在向“初级阶段”“退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之路上“退够”。当然,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要见诸于行动的。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这里请注意: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对象是经济领域里的腐败分子。在这次会上,毛刘共同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城市里发动“五反”,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主要是搞“四清”,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运动发展到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所谓“清”的内容,前后又有多种解释。开始,基本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缘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可避免,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带有极强的“左”倾色彩。关于其性质、目的和方法,两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看似一致,其实不同。貌合神离的合壁1963 年4月、5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回到昆明时,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经制定出来了。文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明确指出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刘对“前十条”未表异议。早在 1961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蹲点44天,对基层存在的复杂问题深有感触。尤其是不说真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靠听汇报、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而轻实效,以瞒和骗来应付差事。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得深入群众。因国务繁忙,不可能离岗,所以他就让王光美下去蹲点。他强调要“扎根串联”, “背靠背”,为的是听到真话,了解真情。后来被人指责为“不相信群众,搞神秘主义”。1963 年10月,中南海里刘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对他进行了一次批评,大家担心王光美下乡后,刘少奇的健康。因为刘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药才能人睡。如果夜间无人照料,药劲来得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对王下去,严肃地要求他接受。刘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铺,以解众忧。一直到1968年病危,刘少奇睡了5年地铺。王光美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历时5个月。地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她离京前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地讲了—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每月回来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义。王光美说,她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或对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不够体谅。至于如何挖上边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其他犯错误的干部,检讨退赔后,取得了群众谅解,都恢复了工作。证明桃园的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确实是一场教育。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毛泽东提倡蹲点,刘少奇率先行动,响应者寥寥。刘对那些借故推托不肯下去的同志十分不满。1964年夏,他指名道姓批评了许多高级干部。例如,他对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说:“你就是背起个包袱,你是老江苏,省委书记做了十多年,自以为了解江苏的情况。我就说你了解的情况比十年前少了,不是多了。因为十年前农民是个体经济,跑到乡下去,还可以听到老百姓讲话,群众的意见容易反映上来。经过十年,你对阶级斗争的情况,对群众中、社会上的情况,了解得少了。”江承认如此,刘追问:“那你为什么不下去蹲点呀?”这种单刀直入,未免使人难堪。刘还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下文:“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地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司局长。”不多日子,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位司局长都下去了。毛泽东知道后,在几个省讲:“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根据刘少奇一贯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他说:敌人越打越少是客观规律,老死也要死完的。如果越打越多,肯定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打错了。1964年7月,“四清运动”大规模展开,刘少奇说:“‘四清’是阶级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如果这句话还没说清性质,那么下面的话再清楚不过了:“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四清’和‘五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这就是说,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四清”的主要目标是“四不清”干部,“对于‘四不清’的干部(他们不是敌人——原文),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解释道,“少捉人,一个不杀,矛盾不上交,处分干部在百分之一二”,而且是在“县以上范围掌握比例,不是每个公社都有百分之一二”,就是占百分之一二的这些“犯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可能改正错误,如果一时不能改,只要他不进行破坏,也可以。也还是团结的对象”。显而易见,刘少奇是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归为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不同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把敌我矛盾当作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他是把“四清”作为一场教育运动,认为“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要求广泛普遍地发动群众,经过5年在全国搞一遍,每个村一个冬春,一批一批搞。干部统统分批下去,掌握政策、指导运动、了解民情,使每个地方、每个干部都受到教育。干部和群众、领导和被领导、工作组和被检查的干部普遍自我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教育,通过教育达到团结,通过教育深入群众,防止蜕化,扫除特权,也打击了敌人,达到“防修”的目的。刘要求干部“统统上楼、个个洗澡”,人人过关,批判严一些,触及疼一些。充分发动群众,“扎根串联”,“揭深批透”。刘少奇历来主张“解决人民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许群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他提倡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建立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充分发扬民主,又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刘少奇搞的社教运动,声势浩大,要求很高。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打击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分子,要反对的是等级分化和权力异化。就是再扩大化,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通过“小民主”,达到群众和干部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尽管,刘少奇也附和了毛泽东“根子在上边”的指示,但只限于公社和县一级。同时,他又强调矛盾不上交,一切矛盾就地处理,分别化解,也可以说是矛盾下放,从而阻止了无止境地追“上面的根子”。他也坚持了毛泽东“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危言,但并不意味是指在敌人手里。他的意思更多是从党性出发。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讲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本宗旨是为劳动人民谋利。不服从工农意愿,甚至违背民意,强迫民众,这些年还办了损害群众之事,还叫共产党吗?这样的政权不是人民的政权!显然,这是指不符合或违背政权的宗旨。毛泽东“完全赞成”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并要求“迅速实行”。196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后十条”,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是反复向群众请教的结果。鼓励王光美再下去,并派他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同去一个大队。1964 年11月,王光美第二次下乡,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有枣无枣打三杆”,打击面太宽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正好安子文也由山西写来报告,批评工作队有“洪洞县里没好人”倾向。刘少奇立即批转全国’: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中共中央华北局随即通知王光美在人民大会堂向各省负责同志汇报纠正“左”的倾向,解放大多数的做法。“后十条”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这个文件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指出敌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一方面又提出“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前者是解决敌我矛盾,要夺权,后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开始时几乎完全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没有持续多久,潜在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亲密战友的分裂当初,恐怕连毛泽东和刘少奇自己也未必感到分歧有多么的严重,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似乎一夜之间突然爆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薄一波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议的内容记载得十分详细。本文主要根据刘少奇向刘源的简述,以及“文革”后安子文对刘源的三次回忆来论述。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在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会上会下,毛对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下,“四不清”干部都变成敌我矛盾了!刘少奇不同意这一提法,缓和地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张霖之就是!”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至“文革”中,刘少奇依然想不通:“不错,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不是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运动。不能总要找出敌我矛盾,一棍子把人打死。”毛刘的这一段对话,点到了分歧的本质。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上文讲及1963年决定发动社教运动的会上,正是毛泽东强调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大讲“阶级斗争”;运动搞了一年多,此时,又是刘强调“教育”,毛大讲“阶级斗争”,出现奇特的颠倒。仿佛一个由理性趋向狂热,一个由理性走入现实;一个升温,一个降温。太富戏剧性了!我们必须请读者搞清一个极端重要的差别: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阶级分化而来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从自觉不自觉执行新民主主义方针,反对超阶段主张,扩大到对反映基层呼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直至有意见分歧,哪怕只是积极提出善意的不同建议者,都可任意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判为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刘少奇本是在“很小规模”的会上提出不同的工作意见,却没料到真的被毛视为“政敌”了,说明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恰恰因此,他最终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自身成为他预见的典型,从反面证明了他的正确。毛泽东的错误,导致绝大多数“当权派”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冲击。揪斗夺权,罢官劳改,元勋蒙难,冤狱谝地,被侮辱迫害致死致残的千千万万……历史又证明了刘少奇的正确。这次会议原定是交流、总结经验。会前,邓小平出于好意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这使毛恼火。同刘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1965 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那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还通知王光美也参加。选举结果,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他到北京厅时,发现王光美也在场,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情很紧张。刘坐在对面,与她四目相望,不好交谈。毛泽东不满地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又转脸向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刘说:“有群众。”接着毛严厉批评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扎根串联,搞神秘化”。他老人家忘记了“工作队领导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条文是他亲自批改强调的!毛对刘严厉批道:“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又讲必须同群众见面,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前面批刘“人海战术”左了,后面又批刘右了,让人摸不着头脑。毛泽东的这通教训,是否对刘少奇纠正“左”而发,还是因别的什么反感才出尔反尔,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几年后,毛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并对美国作家斯诺讲道,正是此时,他决定打倒刘。毛刘争执,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无所适从。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缓解。陶铸、安子文也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少奇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又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矛盾继续向对抗方面发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只是此刻,毛才横下心来。综上所述,再重复概括起来,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毛强调的是打倒由阶级分化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派,刘强调的是消灭由等级分化而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毛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刘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复辟;毛要解决的是敌我矛盾问题要解决的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多种矛盾,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毛主张针对敌人,打倒对立面,消灭对立面,孤立一小撮,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刘主张针对自己人,扩大教育面,团结教育面,解放大多数,是一场“广泛深入”的教育。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形左实右”,是针对刘搞的运动,要“割掉封建尾巴”,开展大规模教育,被毛视为“打击一大片”;而刘并不是要打倒、消灭毛认定的敌人,在毛看来,就是“保护一小撮”。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完全是南辕北辙,有天壤之别。

  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刘少奇虽然不断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但毛泽东已经不再同刘少奇商量重要的想法。

  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3月1日。《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页。)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覆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冲突激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后,三月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来信的估计及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复信。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页。)同一天,派专机将苏共中央来信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刘少奇: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4月9日。)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上。

  然而,从一九六。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中央已无意再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五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同志的重视。

  这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党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又因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事件而紧张起来。

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为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推荐批印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并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究。

  从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从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就“四清”、“五反”、反修防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究竟“怀的什么孕”的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根本问题,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五反”运动非搞不可,不然会出修正主义。

  从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

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并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像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27日。)

当时,由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同国内严峻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思考如何防止国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②(②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纪要,1962年4月30日。)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同时,他认为一定要把贫下中农组织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那个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这以后,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六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并于3月1日发出。

  这次事件,使得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③(③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北戴河会议期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④(④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这一时期,另一个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问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视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杭州小型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刘少奇没有参加杭州小型会议。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于4月12日至5月16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4国。杭州小型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十条》,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①(①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②(②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①(①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同时,刘少奇为了能够了解“四清”运动的实际,要求王光美下乡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少奇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②(②[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5月版,第390页。)

这一时期,刘少奇也多次提出“挖根子”。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指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根子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不敢犯大错误。

  到了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

科员不拉科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处长不拉部长下水,也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也不敢胡搞。他强调,上面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着眼于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虽然提出要追中央的根子,但他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还是信任和倚重的,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与刘少奇“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贪污腐化、“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甚为不满;另一方面,又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特别是1962年发生在中央高层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使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着与刘少奇不同的思路。而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在运动开始时尚不十分明显。但随着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分歧日益加剧。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杨尚昆揭秘:毛泽东刘少奇因何事爆发正面冲突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①(①转引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页。)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②(②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62年8月10日。)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19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在同毛泽东商量后,周恩来七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③(③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与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给陈毅并代表团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维民曾长期担任杨尚昆的秘书,也曾跟随他到长安县蹲点,他将杨尚昆的这几次谈话整理了出来。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收录了此文,原题《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节选部分内容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历史照片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刘少奇对毛泽东历来是十分尊重的。但是,在指导“四清”运动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毛、刘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杨尚昆对这件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和我们简要地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还在四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四清”运动中,毛、刘渐生裂痕

  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出发前,田家英对我说,他是毛泽东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田家英还认为,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一些言论和1962年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批评以后,在政治上毛泽东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果然,这次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

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我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①(①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3日。)

1963年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去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总结的一套“左”的经验,为刘少奇指导全国“四清”运动提供了依据,认为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宣讲她的“桃园经验”,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毛泽东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下面的同志对此也有些反映。这个情况我对刘少奇讲了,我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刘少奇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中加写的话,手稿,1962年6月11日。)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62年6月18日。)

刘少奇与王光美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这几件事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目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

“二十三条”矛头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原打算六月二十三日离开武汉到青岛,后来改变主意,想在武汉多游几次长江。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写给彭真的信中说:“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②(②毛泽东给彭真的信,手稿,1962年6月22日。)

1964年冬,“四清”运动“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中央利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各地大多数负责同志都在京的机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准备再制定一个指导“四清”运动的新文件。我是人大代表,按照中央的通知回京参加会议,同时,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③(③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5日。)七月六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这次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以及开展运动的方法等各方面都有分歧,刘受到了毛的批评。会议开始用了5天时间交流情况,提出问题,准备起草文件。关于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说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运动的性质就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只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调整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政策的文件,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陈伯达起草会议《纪要》,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文共17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照发”。12月2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纪要》。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困难,在安徽等地曾经实行过“责任田”、“包产到户”等做法,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明显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①(①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5月9日。)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产生裂痕

  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纪要》印发后,会议继续进行。1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讲起,说那个时候单干风刮得很厉害,邓子恢就是一个。我讲了形势、阶级、阶级斗争以后,情况就变了。他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本小册子,严肃地说:《宪法》、《党章》都是我们自己通过的,为什么自己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我这个党员能不能参加你们的会议?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一次会议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曾被刘无意中打断;在这次工作会议之前,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曾对毛泽东说,你也可以不参加这次会议。

必赢手机登录网址,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司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12月31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四清”工作队1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烦琐哲学”,反人家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联,结果运动冷冷清清。1月8日,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了一段话:“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纪要》形成23条,1月14日正式发出,这就是那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二十三条”。

  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1964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刘关系出现裂痕,还可以追溯到1959年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反“左”,彭德怀的信印发以后,突然变成反右,对此刘并不赞成。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显然,刘的这番话毛是难以接受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同时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没有顶住“单干风”,思想右倾。1964年底毛、刘终于在“四清”运动性质问题上爆发了正面冲突。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讲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公开号召全党向刘少奇造反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页。)

杨尚昆披露:窃听毛主席 60年代“秘密录音事件”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②(②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7月6日。)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北京日报》6月19日刊登巴人撰写的文章,介绍了那段历史。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③(③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82年11月22日。)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多次谈话。而这几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7月2日。)

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过了几天,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②(②《邓小平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页。)

毛泽东为何大发脾气?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页。)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②(②周恩来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台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页。)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页。)

在此后的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但是,性格耿直的邓子恢,却在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之后的七月十七日,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64页。)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指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弛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④(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董必武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5日。)

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①(①《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和通过了中央书记处的一个决定,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②(②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要点,1962年7月20日。)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并为有关人员平反

  毛泽东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①(①毛泽东对《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的批语,手稿,1962年7月22日。)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二十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上议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国际形势到莫斯科和平裁军会议,再到国内形势、东南沿海备战、党内出现一些右的苗头、精简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①(①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②(②《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45、455页。)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28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起草文件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分别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省市区负责人谈话,听他们汇报情况,议论一些问题,谈自己的看法。他把这个过程称作“周游列国”。

  这是毛泽东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他要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时,先要分别与地方上的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起一种“吹风”的作用。

  保留下来的谈话记录不完全。下面是现有材料中那几次谈话的主要情况。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

  他先问目前的生产情况,又问到农村单干的情况。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的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说明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①(①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要点,1962年8月2日。)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出的。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毛泽东在这里用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①(①毛泽东同华东和中南地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8月5日。)

  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最后的准备。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刘少奇提议、中央常委一致赞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负责人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中心小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由22人组成,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这段时间,毛泽东接连批了几个材料,印发会议。其中有: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给毛泽东的信,新华社关于南共联盟领导人谈南斯拉夫经济情况的一篇综合报道,新华社播发的题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报道,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刊载的一篇访问记《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还有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是专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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