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出席遵义会议,第五章破围先锋

  一个要保存实力,一个要顾全大局,破围部队军政首长展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风头正劲的学生对老师,既不服管,又不服软。

  长征,是人类史上的伟大创举。但当时它却是红军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谋取生存的大规模战略转移,最初的目标是跨过湘江,与湘鄂西的二、六军团会师,去开展新局面。行动仓促,也出于保密,为什么转移,向哪里转移,怎么转移,没有向广大指战员进行动员。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及后方机关共8.6万多人踏上了漫长的征途。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以后,一军团到了广西资源县油榨坪。路上,当聂荣臻登上越城岭的峰巅时,举目西望,呵!一层山接一层山,像大海的波涛,一浪一浪地铺向天际,西斜的夕阳给一眼望不到边的群山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黄色,让人真有一种置身于海边的感觉。他不禁惊叹了一声:呵呀,怎么这么多的山呀!自己的家乡也有山,江西也有山,可是都比不上这里的山海。

  红一军团指挥部险些被包饺子。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用驳壳枪顶着耿飚的脑袋:“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一军团10月17日以后陆续离开瑞金以西地区,跨过了于都河。出发前,军委拨给两个补训团,军团总兵力达1.98万人。

  在以后的一段时日里,他是在担架上度过的。由于过九峰山时脚被刺破感染化脓,经过血战湘江以后,就再也无法走路骑马了。如今钻进山里,就在一个壮族老乡家里,由戴济民医生为他开了刀。他躺在担架上,有时和部队一起,有时在中央纵队。那担架是用两根竹竿作骨架,中间结上绳网,他躺在里边,不是上山,就是下山,难得走那么一点点直路。天上的云朵在他的眼里晃荡着,看着看着,他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更多的时间,他在焦心地思索着,思索着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思索着红军今后的命运。在这段行军中,聂荣臻有机会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一起。

  湘江苦战,血流漂杵。负责阻击湘军的红一军团伤亡惨重,林聂第一次不敢打包票。朱德向全军发出最后的动员令:“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夕阳西斜,聂荣臻缓步走出军团指挥部。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面前,他也不慌不忙,来到于都河畔。部队一队队从桥上走过,攀上对面馒头形的山包,多少人在频频回首。他走上桥。河水哗哗地从桥下淌过,蜿蜒远去。他感到,干都河里流淌着苏区乡亲们的乳汁,抚育和壮大了红军。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后被敌机炸伤,伤口未愈,一直在担架上随队长征。聂荣臻初到苏区时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与王稼祥一起共事。王稼祥虽与王明、博古是莫斯科的同窗,但他来苏区较早,有与毛泽东合作的经历。他从切身经验体会到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正确。因此,在宁都会议上他不同意排斥毛泽东。现在,他与聂荣臻不约而同地思索着同一个问题。白天晚上,两副担架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时常在一起。他们很少有机会做这样的长谈,全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骨岳血渊换来黎明的曙光,毛泽东重掌中枢。遵义会议后,下台的李德想起了“友好”的红一军团军团长,结果被气得半死。

  干部河,苏区的河,连结着苏区乡亲们的心,也连结着聂荣臻对苏区人民的无限眷恋之情。他开始爬山,又不断回首,终于到了山顶。再往前,还是苏区的土地,但看不到瑞金了。他在山顶上伫立良久,怀着激动的心,眺望那熟悉的景物。于都河在如血的夕照中变成一条金线,村庄披上灰色的雾霭。

  聂荣臻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

  林彪和聂荣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毛泽东的忧虑是有原因的。

  村头,河边,乡亲们目送着子弟兵远去。

必赢手机登录网址,  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派往江西于都去做“调查研究”。当时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指出,“毛主席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去于都搞调查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聂荣臻想起进苏区时的情景。那心情与眼下的心情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单骑,明月,静谧的村庄,留在他的记忆里。当时他是那样兴奋,急不可待,一鼓作气从闽西跑到瑞金。他想起率领着一军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转战于纵横数十个县的广大地区,多少次跨过于都河,两年又10个月的峥嵘岁月,这一切都将变成往事了。很快这里将变成另一个世界,这里的群众将会遭到什么劫难,他感到忧虑和痛心!

  聂荣臻说:“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①他们谈了很多很多。这一段行军,他们是没齿难忘的。在壮族的茅屋里,在荒无人烟的山岭上,他们遥对星空,推心置腹,商讨着拯救全党全军的大事。

  这年秋,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疟疾折磨后,体质十分虚弱。他双颊深陷,颧骨高耸,长发披肩,憔悴不堪,看上去很令人难受。但是,比疟疾更为难受的是根据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毛泽东表面上平静自如,内心却忧心如焚。

  他策马向前。嗒嗒的马蹄声,把落日的残照,群山环抱的小平原,还有小平原对面一座山头上的古塔全部留在背后了。

  王稼祥在后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是有特殊功勋的。陈毅曾经把他比做楚汉相争中的韩信:在楚则楚胜,归汉则汉兴。王稼祥是从“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他说话更有说服力。聂荣臻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特意提到担架上倾心相谈那段经历,谈到王稼祥不可磨灭的功勋。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9月27日聂荣臻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发言说:“王稼祥那个时候的确是拥护(毛)主席的。”聂荣臻的谈话,使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危难之中深受感动,十年动乱结束后王稼祥还专程登门向聂荣臻致意。

  金秋十月,温煦的阳光洒满庭院。林彪、聂荣臻回总部接受任务后,顺道来到毛泽东住处,看望老师。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虽然大家心情沉重,但红军的行军队伍是整齐的,一个个全背着江西的斗笠。可如果搞一个高空投影,那就不难发现,总体队形是多么笨重。它仿佛是一乘“轿子”,红一军团从左翼伸出,后面跟着红九军团,红三军团从右翼伸出,后面跟着红八军团,4个军团从四面护卫着中央和军委纵队。红五军团作全军的后卫。中央纵队是整个队伍的中枢神经,显得那样累赘,连印纸币的笨重机器都带上了,行动难免过于迟缓。林、聂曾议论过,这样笨重的行军纵队,于军事行动十分不利,为此感到忧虑。

  12月10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通道。红军在通道休息了一天,继续西进,目标还是企图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敌人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已在湘西陈兵几十万,布置好了又一个口袋,正等着红军往里钻。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西入贵州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意见。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他没能说服博古、李德等人。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呀。”

  10月21日,林、聂派一师袭占新田,二师六团袭占金鸡,又于次日占领版石圩,突破了敌人的堡垒线,粤军一师退守安西,红一军团乘胜追击,与在右翼行动的三军团同时追至安西城下,顺利地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这一道封锁线的胜利突破,与过去和粤军签订的秘密协议有关。粤军将领陈济棠执行了秘密协议①,没有作认真的堵截。

  12月14日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向湘西北发展,接应中央红军。

第十六章出席遵义会议,第五章破围先锋。  林彪腼腆地一笑:“我们红一军团前些日子在福建温坊作战,今天才从前线回来。回来接受总部的新任务。”

  红军突过第一道封锁线,便是陌生的“白”区了。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243页。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道。

  国民党军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设了第二道封锁线。林、聂命令二师六团以长途奔袭,一举夺得广东省仁化县城口。在右翼行动的三军团则包围监视了汝城。这样,红军便在城口到汝城之间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离开通道城以后,聂荣臻归队了,仍旧坐在担架上。他不放心部队。在新的进军中,一军团走右翼,进入贵州境内。12月15日,林、聂指挥六团与三团抢占贵州黎平,敌王家烈部一个团望风披靡。

  “要作战略转移。”林彪回答。

  ①《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1989年3月第1版。

  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人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西进乌江、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这样,就使敌人在湘西集结重兵,阴谋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落空。

  沉默了一会,聂荣臻忍不住问道:“主席,我们要到何处去?”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就不那么容易了。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时,红一军团继续前进。12月18日,在往剑河前进的途中,林、聂接到军委的电报,说中央有新的战略方针,不久,收到了政治局黎平会议的决定。红一军团集合师以上干部,由聂荣臻传达这个决定。

  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这时,蒋介石己窥知红军的去向,命令在江西、福建的嫡系部队尾追,命令粤军、湘军从南北两翼向红军压迫。

  从此,红军改变进军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了的口袋里钻,而是向遵义挺进。

  转移的方向和地点连军团一级的首长也不知道,所有计划都放在李德的行囊里。10月中旬,中央红军近十万人马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含泪辞别赤都瑞金,向谁也不熟悉的地域行进。

  红一军团是先头部队。在执行任务中,聂荣臻坚决执行命令,率部占领制高点九峰山。

  去遵义,要先渡乌江。红一军团奉命突破乌江天险。

  国民党在红军西进途中精心布置了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吹嘘它为“钢铁封锁线”。突破敌人的封锁,最最要紧的是和敌人争速度,抢时间。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命令部队成甬道式队形前进,其中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为左、右双翼,五军团殿后,中央纵队居中,大批辎重物资随军行动。

  红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派出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10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粤军占领乐昌后向红军发动袭击,以掩护中央纵队在九峰山至五指峰之间通过。林彪则不想占领九峰山,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理由是,敌人还没有到达乐昌。如乐昌得手,自然可以防止粤敌从那里对中央纵队进攻。对于林彪只顾本部队不顾中央和其他部队安全的侥幸心理,聂荣臻坚决反对。他对林彪说:“那可不行!我也估计敌人可能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还有段路程。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和敌人的车轮比呢?就算敌人现在还没有到乐昌,也有可能和敌人在乐昌碰上了,因为敌人是乘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管自己跑过乐昌就算完。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了怎么办?”聂荣臻坚持按中革军委的命令行事。

  在尔后的行动中,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取道江界河渡口;一师由林、聂率领,取道回龙场渡口。

  对于临时中央的这种行进阵式,毛泽东戏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讥笑是“抬轿子行军”,彭德怀更干脆,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建议派二师师长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聂荣臻说:“侦察也可以,不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些没有把握的事。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派部队控制九峰山。”部队按既定路线前进了。聂荣臻忠实地履行了一个政治委员的职责。

  12月底,红一师进抵回龙场渡口。新年到了,倘若在往年,总要举行联欢,而今年过年,林、聂给指战员们出了个题目:如何完成突破乌江,拿下遵义,叫大家讨论。

  由于大量辎重物资随军行进,加之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每天只能前进四五十里路。红军经过英勇奋战,冲破敌人二道封锁线后,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红军面临绝境。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湘粤边展开,在湖南境内良田至宜章之间形成一道屏障,阻遏红军前进。此时,蒋介石已经判定红军主力在实施突围,急令其嫡系部队长途追击,同时,广东敌军也利用铁路之便超前堵截。在这一严峻形势面前,红一军团的两位军政首脑之间发生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

  二师师长侦察回来报告: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了敌人。

  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阻拦红军于乌江南岸。在红军后面,国民党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已尾追进入贵州,到达黄平、施秉、镇远一带。迅速强渡乌江,成了红军的紧迫任务。

  当时,红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在占领乐昌之后向红军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根据情报,广东敌军正兼程赶往乐昌。林彪于是决定,带领红一军团不占九峰山,拣平原地区走,一下子冲过乐昌。

  11月6日下午3时,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亲自侦察敌情,在电话上他假装敌人的口气,和乐昌附近的赖田民团团长通了一次话。敌人的民团团长当然想不到和他通话的是红军,还问林彪红军到了何处,说前天粤军邓龙光部3个团到了乐昌,1个团今天开往九峰山去了。林彪放下电话,赶紧命令二师四团,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四团深夜奔袭,一鼓作气抢占九峰山,时天降暴雨,道路泥泞,行动困难。他们在九峰山激战一天,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九军团的任务。

  聂荣臻由人抬到江边隐蔽地点,和林彪一起组织干部看地形。

  “那怎么行呢?”林彪的决定遭到聂荣臻的强烈反对。

  除了派四团占领九峰山,林、聂还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西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圩的敌人,保证了左翼的安全。

  1935年1月1日,白茫茫的云气笼罩着水流湍急的乌江,笼罩着两岸的竹林,风在山谷中呼啸。一师一团组织火力压制对岸敌人,指挥8名勇士乘竹筏偷渡,没有成功,以后趁夜幕从水势较缓的地方强渡,成功了。先渡江的勇士掩护全师及红九军团,至1月4日全部渡过了乌江。

  林彪见聂荣臻反对,便陈述了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你放心。我估计敌人还没到达乐昌。”

  山路崎岖,大雨滂沱,饥饿寒冷,军情紧迫,整个行军十分艰苦。

  1月2日,在军委先遣队队长张云逸指挥下,二师四团在江界河渡口也强渡成功,并架起了俘桥,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部队由此渡过乌江。

  “我也估计敌人可能没有到达乐昌。但是,我们的两条腿怎么能够跟敌人的车轮比速度呢?就算我们冲过去了,中央纵队怎么办?敌人把后面的八、九、五军团截断了怎么办?”聂荣臻没有让步。

  聂荣臻有马,但像许多部队领导人一样,把马让给病员骑,他经常徒步行军。

  1月6日,红三军团在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

  “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要诀。我是军事首长,可以机断行事。”林彪把手一挥,“就这样定了。”

  部队在山路上拥挤不堪,速度缓慢,而国民党的尾追部队迫近,湘军和粤军从南北夹击过来。

  同一天,二师六团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指挥下向遵义进军。六团先歼灭城外1个营的敌军,然后化装成敌人出现在城下,诈开城门,几乎是兵不血刃占领了遵义,3个团的黔军溃逃。次日凌晨,二师全师进入遵义。

  “不行。”聂荣臻加重了语气。作为政治委员,他深知这一行动执行后的严重后果。他一字一句地说:“不执行军委命令你是要犯错误的。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之权。”

  红一师完成了抢占白石渡的任务。

  遵义城披着金灿灿的霞光,迎接它的客人。聂荣臻陪同总参谋长刘伯承进了城门。硝烟刚刚熄灭,有些店铺就开始营业了,柜台上摆着桔子、蛋糕、云烟、茅台酒。近一个时期老在人烟稀少的山中行军,乍一走进贵州第二大城市,他们确实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参谋长左权提议暂不行动,先派一个连到乐昌侦察一下再定。

  在右翼行动的红三军团先后占领湖南省郴州的宜章、良田。

  刘伯承、聂荣臻来到二师师部。这支攻克遵义的部队正在解背包,准备休息。

  聂荣臻同意了:“派人侦察是可以的,但是部队必须按照军委命令向九峰山推进。”

  11月14日,主力红军在宜章、良田之间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转入广西,向湘江挺进。一军团因执行掩护任务,成了后卫,于15日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眼下还不能休息。”刘伯承参谋长说。“需要立即派出部队追击从遵义逃出的黔军3个团,占领娄山关、桐梓,以屏障遵义。”

  军团部到了麻坑圩,侦察连前来报告,乐昌大道上已看见大批敌军。正在这时,麻坑圩敌军逃跑时没来得急撤走的电话响了,林彪习惯地拿起了话筒:“什么事?”

  经与二师领导人商量,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四团。

  “你们发现赤匪了吗?”话筒里传来一声广东话。原以为是部下报告情况的林彪一愣。“是敌人。”聂荣臻和左权也听得清清楚楚,两人面面相觑。这时,头脑灵活的林彪用一副大大咧咧的口气说:“我们是中央军,刚刚来这里接防,没有发现‘赤匪’活动。你是哪里?你们是怎样布防‘赤匪’的?”

  当刘伯承向四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交待任务时,耿、杨面带难色。

  电话是乐昌附近一个叫赖田的民团团长打来的,他哪里知道听电话的是“赤匪”军团长林彪,他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全部讲了出来。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已经开抵乐昌,一个团的部队开往九峰山。

  聂荣臻知道,他们觉得部队的思想工作难做。他理解他们的难处。指战员们一路过封锁线,钻连绵的大山,进入这样的城市,多想吃顿饱饭,饱饱眼福,可是进了城屁股还没坐热又得出发。聂荣臻对杨成武说:“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听到这里,林彪的脑门上沁出了几滴冷汗。听罢电话,他急令二师第四团立即行动,奔赴九峰山,拼死抢占阵地,他自己也亲率后续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圩之敌。

  耿、杨二人思想通了。经过做思想工作,他们集合起队伍出发了。

  九峰山从山脚到山顶,怪石兀立,古树独生,悬崖陡壁,洞深路险。被林彪命令前往抢占九峰山的红四团政委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中这样写道:

  在危机面前,在困难面前,靠什么鼓舞士气?唯一的方法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明白奋斗的目标并为之赴汤蹈火。聂荣臻从切身经验里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适逢瓢泼大雨。没有照明设备,四周一团漆黑。雨点像倾泻的大水,随着狂风扭成水鞭子,一道一道地向我们抽打着,使你抬不起脚,挪不开步,好像要淹没在这个世界似的。广东军阀在这里派兵守卫着。我们攻一个山头,他们退一个山头,真是一步一个血印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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