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毛主席亲点的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为何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一九七四年元旦,八十高龄的毛泽东迎来又一个新年。

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被毛泽东指定为党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是因为清查“九·一三”事件有功当上副主席的,他哪里想到自己后来也会成为“林彪分子”,成为四人帮围攻的对象。最终,李德生被迫辞去了中央副主席一职。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这一天,周恩来将年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会议商定了当前需要做三件事: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在十二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毛泽东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①中共十大以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这次报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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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一月上旬,周恩来又主持召开过几次政治局会议,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李德生成为批判重点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这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与王洪文共同署名)中,只讲到“批林整风”,全都没有提到“批林批孔”。

1973年7月10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上送。8月20日,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的这个报告。但是,毛泽东没有批示“同意”,因为专案组并未找到太多林彪的罪行。中央专案组两个负责人李德生、纪登奎不行!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来得十分突然。

同年12月,毛泽东认为几位军区司令员或多或少有点问题。他在中南海驻地召开四天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十天之内,清查“九·一三”事件的两员大将,李德生被调离北京,纪登奎则到了农业部,当了一名农业研究员。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前面说过,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但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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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如有的文章写道:“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②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1974年9月,毛泽东认为:“批林批孔”中贴出的关于几位军区司令员的大字报,没什么新内容,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谈就行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不放心,又改变主张,由政治局召集大军区负责人开会,“解决”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人的问题。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一九七四年元旦,江青等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十分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③

1974年8月26日至9月10日,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会议把大军区的司令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④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还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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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参与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的迟群(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当众炫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里江青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江对此“像抓样板戏一样”认真仔细,不仅反复审看,还多次作出指示,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⑤他们没有一个字提到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是否知道这件事。几天后,迟群等又给江青写信说:“您亲自抓批林批孔,抓部队、国家机关的政治思想建设,抓教育革命,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事。⑥”这里只讲江青“亲自抓批林批孔”,连毛泽东也没有提到,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四人帮”攻击李德生搞“政变”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和忙碌。她指使迟群等先后前往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地,以江青的名义向这些单位送去有关“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春节期间(一月二十三日起),江青对迟群等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⑦”二十四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又要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名曰“帮助会”,实际成了“批判”会,李德生所在的沈阳军区小组从8月26日起,上纲上线越来越高:李德生“封锁主席”,“推行林彪路线”;李德生“站错了立场,走错了方向”;李德生“说小点,是参与了林彪的阴谋活动,说大点,是认为林彪指挥军队了,不是毛主席指挥了”,“是下贼船难的问题”。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一月二十五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江青策动下,这天下午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为了使大会的主要发言者迟群等明白她要开这次会的“背景”,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

除了沈阳军区小组会,王洪文还主持几次有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会,“揭发批判”李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连连发难。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所谓“折中主义”、“中庸之道”,历来是指周恩来的。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⑧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到会的年迈多病的郭沫若,也被江青当场点名。

江青攻击1973年中央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问题,指责李德生是“保护坏人的大红伞”。 张春桥指指责李德生主持驻京部队批林整风运动“是背着党中央夺权、抓权”。他们还把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勘察北京周边地形,了解北京历史沿革,说李德生是“想当皇帝”,搞“政变”。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还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包括批判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所谓“黑线回潮”,⑨追查所谓“蜗牛事件”,⑩迫使《解放军报》变相停刊⑾等等,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本来,一九七三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这是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才取得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政治局势一发生严重的动荡,经济立刻出现严重滑坡。国内生产总值比一九七三年只增长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几乎停滞不前,生产发展的速度明显下降。

江青等再三追问李德生,你在庐山和黄、吴、李、邱究竟有什么联系。李德生分明同李先念是近邻,但是他们竟当着李先念的面,逼李德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追问总政治部为什么不抓批林批孔,却请陈永贵作报告。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想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并不是在此时才开始,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在这以后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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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⑿“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后,由于江青的种种表现和外界对她的反映,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越来越多。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江青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也使毛泽东觉得难以忍受。他曾指着江青生气地说:“你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⒀”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他总认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功”的。他的办法,只是尽可能不见或少见江青。张玉凤回忆道:

此事李德生是请示过叶剑英的,现在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追查。从这些现象,李德生看出,他们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制造混乱,强攻自己,进而兼及与会的叶剑英、李先念。一定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口实,于是,李德生只好沉默不语。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毛泽东传,毛主席亲点的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为何被迫辞职。  “七0、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四人帮”借毛泽东提议开会的机会,批判几位军区司令员。“批判”的真实情况是不是如实报告了呢?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提到在几位军区司令员检讨时说:“不插话好,但要鼓掌表示欢迎。”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9 月10日,李德生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其他几位军区领导同志也分别作了“检查”。他们虽然作了违心的检查,付出了“牺牲”,但是遏制了“四.人.帮.”借此机会,在中央制造更大阴谋活动的势头,对此,他们又感到欣慰。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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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毫无自知之明的江青,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张玉凤回忆道: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9月11日下午,叶剑英只身来到京西宾馆。他走进李德生住的八楼房间,看望李德生。两人分别已有8个多月,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见,会议开了16天,两人没有任何来往,没有交谈一句。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主席还让把大会的录音要一套来,他要听。录音带要来后,主席始终没听。针对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⒂

此时,李德生见叶剑英到来,不禁热泪盈眶。叶剑英也懂得李德生在会上,顶住压力,承担一切的苦心。他看到李德生既委屈,又倔强的神态,紧紧握着他的手,安慰李德生保重身体。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鼓励李德生以党的利益为重,继续谨慎做好工作。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①周恩来、王洪文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1月1日。

“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讲得多好啊!这是叶剑英对李德生的信任,是对李德生的亲切嘱咐。李德生理解叶剑英此时的处境和话中的寓意,也不便向叶剑英做任何表白,提任何要求。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②劲云戈:《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

经过反复思考,李德生深感在中央工作4年多,越来越体会到斗争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却依然有此斗争。他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他郑重地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在“四.人.帮.”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李德生的“材料”之后,毛泽东怎么看待李德生,不好猜测。他在李德生辞职信上批示:有错改了就好,同意辞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保留政治局委员。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③《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1974年1月1日。

纪登奎来看李德生,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你已经到沈阳军区了,就在那里继续工作,北京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还是保留政治局委员。他特意转告毛泽东的话说:“你是惹不起他们的。”毛泽东对许世友说“斗不过他们”,对李德生说“惹不起他们”。这是很值得寻味的,不能不使李德生意识到同“四人帮”斗争的艰巨。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④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请示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手稿,1974年1月。

1976年12月,邓小平说: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⑤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李德生平fan,说对李德生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家属子女受到牵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1985年,历经风风雨雨的李德生从沈阳军区调到国防大学担任政治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XLW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⑥迟群、谢静宜给江青的信,1974年2月6日。

李德生是十二军军长,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可是毛主席却为何却独独提拔他为中央副主席了呢?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⑦据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上公诉人赵世如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1983年2月5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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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⑧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有4项议程:一是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讨论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及当前形势问题,四是通过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报告。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⑨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等秉承江青一伙旨意,在清华大学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将几十名师生列为审查重点,进行批斗;同时诬陷和迫害原学校几位领导人。此后,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反回潮运动”波及北京和全国教育界、文艺界和其他领域,造成恶劣影响。

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52.7%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被扩大吸收到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等,则占出席会议总人数的55%以上。这项会议的重要议程是“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也是将要召开的中共九大中央上层人事安排的一次预演。会上,林彪、江青等人对被认为是怀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陈毅、李富春、叶剑英等进行了有计划的围攻,对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也加上“一贯右倾”的罪名。这实际上是他们为排斥和打倒老同志造舆论,以便为自己在九大上占据重要权位做准备。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⑩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国务院所属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无端指责该部赴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成员接受美方所赠礼品玻璃蜗牛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接受对方嘲讽中国“爬行”,是“崇洋媚外”,制造出轰动一时的“蜗牛事件”。

李德生作为安徽省主要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⑾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根据周恩来、叶剑英有关讲话精神写的题为《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的文章,强调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搞好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不久,这篇文章便遭到江青一伙指责,称该文“离开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来讲团结”,“实际上宣扬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解放军报》为此变相停刊一百七十多天。

开幕式上,毛泽东就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讲话。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⑿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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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⒀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6页。

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宣布分组名单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接话问道:“哪个是李德生?”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⒁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原来,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得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所以,他十分喜欢“李得胜”这个名字。现在又听到与“李得胜”谐音的“李德生”,毛泽东自然感到分外亲切。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⒂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周恩来朝台下的与会人员扫视了一下,然后向毛泽东介绍道:“李德生同志是十二军军长,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紧接着,他向李德生招手道:“请你站起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二月六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

李德生立即站起来喊了声:“到。”紧接着,他又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①

毛泽东微笑着问道:“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接着,他又问:“你是哪个地方人?”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一·二五”大会后,叶剑英在一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以“检讨”的方式反映江青的所作所为。几天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②

“报告主席,我是河南新县人。”李德生回答道。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毛泽东这些天正在高烧中,“只吃流汁”③,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二月十五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

周恩来问:“与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④

“德生同志和我是一个县的。”坐在李德生前边的许世友接话答道。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看过批件,哑口无言。⑤

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52岁。”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⑥”在这以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

毛泽东向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他又转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⑦

“就是大造舆论。”李德生的话引起了与会同志的一片笑声。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毛泽东的一次次批评,并没有使江青等悔悟。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认错,内心却更加仇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王洪文指责一九七二年开展的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⑧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⑨,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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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在邓小平复出后的工作问题上,江青也同毛泽东的意见唱反调。

毛泽东也笑了,而后又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这年三月中旬,开始酝酿出席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提议这件事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举行的,因而有着明显的“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色彩。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这时毛泽东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年二月下旬,他曾先后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三个世界”划分等发表见解。他对卡翁达说:

李德生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举措之一。九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后,当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同志站起来,你把军帽摘下来让毛主席看看。”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他对布迈丁说:

李德生起立,摘下军帽,立正站好,让毛泽东仔细端详。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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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①毛泽东对江青来信及所附材料的批语,手稿,1974年2月9日。

毛泽东眯起眼边看边问:“多大年纪了?”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2月6日。

李德生回答说:“53岁。”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毛泽东连着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心中若有所思。其实,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问过李德生的年龄了,这次又问起他的年龄,可见毛泽东对李德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④毛泽东复叶剑英的信,1974年2月15日。

回到安徽后,李德生按原定部署,以更大的干劲抓省里的经济建设。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⑤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1页。

周恩来亲自给李德生打电话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李德生身兼党政军数职,努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⑥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正在召开安徽省委常委会,研究抓生产问题。忽然,他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⑦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74年3月20日。

李德生感到很突然,便向周恩来说:“总理啊,我长期在军队,经验不多,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是否请中央再考虑一下,我仍在安徽工作。”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⑧王洪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7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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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孔丘其人》送审稿的批语,1974年3月26日、27日、28日。

周恩来在电话里答复道:“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请你尽快到北京来,来之前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好安排飞机去接你。”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⑩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1974年2月22日、25日。

李德生简要地交代了一下工作,与各地市领导打了声招呼,便于7月28日乘坐中央派来的飞机赶到北京。当天下午3时,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等候周恩来接见。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从六十年代他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①等论点发展而来,反映了他对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周恩来亲切地对李德生说:“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你到中央来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主要是在军委工作呢,还是主要在国务院工作?”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为中国公开阐明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主张,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毛泽东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李德生考虑到这两年自己在安徽抓经济建设有些效果,就回答说:“我在部队时间长了,愿意干地方上的事。”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那时毛泽东的身体很不好,“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说话也不太清楚。②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二十二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在向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通报后,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可是,江青却在当天夜里把王海容等找到她的住地,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他们收回报告、重新考虑团长人选。

周恩来听了微微一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十二军的职务。”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江青如此反对邓小平出席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有着更深的用心。半年前,中共十大已向国内外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近期内举行。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三月二十五日夜,江青又连续给王海容打电话,逼外交部撤回报告;在遭到拒绝后,竟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二十六日晚,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纠缠,声称她本人对邓小平出国一事“保留意见”。第二天,毛泽东提笔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③

李德生刚到北京不久,毛泽东便要亲自接见他。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对于李德生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兴奋中不免有些紧张。可是,当他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后,紧张的心情便不知不觉消失了。毛泽东的房间没有什么摆设,满眼都是书,尤其是线装的古书特别多,连睡觉的大床上也堆着书。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时,毛泽东随手拿起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李德生感到亲切。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江青被迫停止了无理取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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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三月三十一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四月二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文件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托病”缺席。会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于四日致信毛泽东,报告联大讲话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就在信上批示:“好,赞同。④”那天,他还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见面,谈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为了显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的重要性,六日,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与数千名群众一起隆重欢送邓小平一行启程。十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和“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⑤

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你是十二军的,是南京军区的。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邓小平出国期间,周恩来继续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工作。本来,这年三月起周恩来的病情已日趋严重。每天尿血几十毫升至一二百毫升,每星期输血两次。医疗组认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制定出《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作了汇报。但在当时江青等不断发难、政治风波迭起的形势下,邓小平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等候到邓小平从国外归来,才在六月一日住进医院。

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斗、稳定局势的一系列举措,是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肯定的,他的才干和品质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应该说,毛泽东对李德生的了解和赏识是从他在安徽的表现开始的,而其中周恩来慧眼识英才的推荐更为重要。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周恩来住院后,六月中旬,江青又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更明确地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话讲得比以前更加露骨。她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⑥”会上,迟群等解释道:当前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⑦六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之类的说法,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她还借国外传媒的某些提法(有外国记者就中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发表评论说:“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暗示周恩来就是她所说的“现代的儒”。⑧王洪文也攻击国务院决定从国外买船的做法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尽管这样,他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间,还连续会见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六批外国客人。来访者惊奇地看到,毛泽东虽年逾八旬,重病缠身,但仍头脑清晰、反应机敏,熟悉和了解国内外的许多情况。他不仅和不同国度的政府首脑、党派领袖纵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外交等天下大势,还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侃侃而谈,交换意见。

李德生不好意思地回答:“报告主席,我还没有读过。”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五月三十日,毛泽东会见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涉及哲学、逻辑学、物理学等许多领域。当话题转入李政道所研究的宇宙间“对称”问题时,毛泽东赞赏李政道关于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相对对称”而不是“绝对对称”的论点,笑着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谈到高能物理研究时,毛泽东表示:高能物理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他说:“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他说: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我想,微观世界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人说这是诡辩,但我不这么看。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哪一年搞清楚了,那科学家就不要了。他还谈到世界形势,说:“我的看法就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啊!”⑨

毛泽东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李政道后来回忆这次会见时说:“我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对称以及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看起来对称所具有的美感简洁性与其含义的深刻普遍性的统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印象。”⑩

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他读古书的用意。后来,他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毛泽东想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①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6-509页。

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对李德生的工作安排。李德生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②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外交部少数人谈话记录,1974年4月4日。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③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手稿,1974年3月27日。

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道:“你大胆干。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嘛!”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④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74年4月4日。

毛泽东笑了笑,最后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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