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传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文化大革命”骇人听闻,不堪回首。然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指出:“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点燃了“文革”的第一把火。针对姚文元文章的出笼,江青曾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  毛泽东为什么要放“文化大革命”这个火?又怎样放这个火的呢?应该说,这决不是他一时的冲动,而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日积月累逐渐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党中央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时刻都可能发生,如不发动一场大革命,党就要变质,国家就要变颜色了。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引起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在这种认识和估计下,毛泽东就放起“文化大革命”的火来。

图片 1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日。)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点燃“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的是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被人们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引火物”。毛泽东则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究竟是怎么出笼的?有的书说是江青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没有得到毛泽东“批准”。这不符合实际。事后,毛泽东和江青都明明白白向人们讲述过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和出笼情况。另外,还有党的文献可以作为佐证。1967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在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所写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后,接着指出:  那个时候(指1965年初),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 下,但江青同志建议:“这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详细地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她说: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 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①(①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1965年1月15日。)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①(①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①(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②(②《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这一年,另一件大事要求毛泽东不能不用很大精力认真应对,那就是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日趋严重的局势,战争似乎很有可能爆发。如:美国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派遣大量美军直接参战,严重威胁中国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印边界地区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保证国家安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在一九六五年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谈得多的是备战问题。

  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①(①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

  这以后,中央军委在五月中旬召开备战会议。毛泽东对一旦战争爆发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现代化武器的研制、军事资材和粮食的储备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考虑得很周密很具体。六月二十六日,他同汪东兴谈话时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②(②毛泽东同汪东兴谈话记录,1965年6月6日。)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总是作打与不打两种估计,而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应付打的可能性上,做到有备无患。

  对备战问题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后,毛泽东把他防止国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八月三日,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来访,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马尔罗是一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曾在中国活动过。他说:“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马尔罗谈到苏联,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这引出毛泽东谈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一大篇话来:“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①(①毛泽东同马尔罗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

  几天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问题。毛泽东在插话中又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

  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

  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

  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

  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

  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

  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

  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

  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

  要正式讲一次。”①(①毛泽东听取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

  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8月11日。)

  他这里说的“六二年刮歪风”,就是指他那时所说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他讲的是“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其实在他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他这段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可以感觉得到:他在考虑解决的是中央“领导人、领导集团”中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直接同“六二年刮歪风”这件事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极严重的判断。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并且表示需要过些日子才能“正式讲一次”。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规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建议,并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上大部分时间用在讨论计划上。但最重要的事情却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对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他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先尝试了解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对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足够思想准备,提出问题时也好像漫不经心的样子。十月十日,他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一开始就问:“会开得怎么样?”有人说:“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毛泽东接着说:“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他又问:“就讨论这个问题吗?”有人说:“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整党、四清等四个问题。”他再问:“还讨论什么?”有人讲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看这些大区书记讲来讲去都没有讲到他心目中的“正题”上来,便借“小三线建设”中的小钢铁厂这个具体问题把话说开去,点了题。

  他说:“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他讲了一大段汉、唐、宋、明的历史,接着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泽东又讲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讲了这些尖锐的话以后,他又把话锋一转,对正在谈计划问题的余秋里说:“谈你的,我们插乱了。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厂,打起仗来要靠它。”①(①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5年1O月10日。)

  两天后,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的建设、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大会发言。这一天,刘少奇到东北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当余秋里谈到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毛泽东又插话说: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五万吨左

  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

  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

  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

  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

  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

  个省也造不起来。”

  彭真在大会发言中谈党的问题时说:“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毛泽东插话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当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王任重所记录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插话中,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毛泽东这些插话的中心是“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在他看来,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告诉党的高级干部,并且准备采取行动了。

  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上海《文汇报》在十一月十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写的这篇文章,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对《海瑞罢官》产生的背景这样说: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罗列的这些罪名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泽东一年多后曾对外国朋友讲过: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

  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

  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

  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

  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

  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

  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

  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

  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①(①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两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一听,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很不满意地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①(①毛泽东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11月12日。)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在十七日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不久后,一九六六年一月,他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②(②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因此,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

  这段时间内,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①(①《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②(②《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后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过:“文章(指姚文。——引者注)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③(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这时,又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的事件。

  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①(①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65年12月2日。)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②(②毛泽东同中南局书记和各省负责人谈话,1965年1月16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2月3日。)

  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罗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③(③王任重日记,1965年12月28日。)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④(④毛泽东同杨尚奎、方志纯等谈话记录,1966年1月5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①(①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记录,1965年12月21日。)他对《海瑞罢官》“要害”的判断和主张要点翦伯赞的名,显然同他看了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后引起的思考有关。

  彭真不赞成这样的政治批判。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十二月十四日,他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二日,他又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②(②《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年5月16日。)

  随着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全国范围内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的政治性批判急遽升温。许多知识界人士心情紧张,惶惶不安。吴冷西回忆道:“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一九六四年,成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引者注),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①(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0页。)

  这个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其中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这些说法,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一月五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到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认可这个提纲,没有立刻表示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只是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对“左派”整风问题,他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这个提纲。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几乎与《汇报提纲》的起草和发出同时,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后,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只有很少几个人,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以外,主要是听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纪要初稿很不满意,交给张春桥修改,以后陈伯达也参加修改,然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重视,在三月间作了三次修改。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写了下面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①(①毛泽东修改《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66年3月。)这个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中已传开;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上述这样一段话,表明一个全局性的大部署已在他头脑里酝酿成熟。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说:“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他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3月18日。)讨论其他问题时,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插话: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

  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

  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

  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

  王将相派。”(以上三月十八日)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

  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

  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

  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

  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

  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

  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

  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

  各方面都要管。”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

  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

  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

  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以上三月二十

  日)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3月18

  日、19日、20日。)

  毛泽东这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并不符合实际。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在谈话中谈了曹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②(②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13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必然导致对全局工作作出错误的决断。

  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

  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

  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

  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

  风雨即将来临。”③(③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1995年2月版,第152页。)

  局势继续向前发展。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件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①(①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②(②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已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他的个人领导已逐步取代党的集体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③(③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66年4月12日。)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十四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

  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

  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

  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

  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

  (指‘汇报提纲’。——引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

  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

  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

  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

  犹可追。现在抓嘛!”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

  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

  反面。”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记录,1966年4月22日。)

  毛泽东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②(②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29日。)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会议结束后,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十六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对“汇报提纲”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说它是在国内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时“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通知”中写道:“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加写的这两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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