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毛泽东传必赢手机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博士;译员是唐闻生,记录是王海容。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突然引起太大震动,中共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这件事,暂时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在九月十八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二十八日,扩大传达范围到地、师一级。国庆期间,尽管整个北京城照例披上节日盛装,但人们都注意到:和往年不同,“十一”当天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代替它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①这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从此,毛泽东再没有在国庆时上过天安门城楼。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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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过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这次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十月二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的工作。②三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通知》。一个是: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谈笑风生,寓意深刻。他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下述照抄原纪录相应部分: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③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

  另一个是: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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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④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十月四日,毛泽东会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从历史上谈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说:“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毛:他是博士。

  对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应该怎样工作,他也作了叮嘱:“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⑤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对林彪事件真相的传达范围是逐步扩大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林立果等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因为它用词恶毒,政治局成员中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⑥”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⑦”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毛: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博士。

  在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过程中,毛泽东态度十分慎重,一再强调: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许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面目,因而同他有交往或工作关系,执行过他交办的事情;一定要把直接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极少数人和只是同林彪等有一般工作关系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在会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他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同一天,他看到一件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材料后,批示给周恩来:“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⑧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他找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谈话时,有人谈到林彪到处做工作。毛泽东说:“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当谈到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时,他说:“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了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在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⑨,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⑩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关于这次谈话的开始部分,基辛格作了如下描述:

  ①1971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1年10月2日。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基辛格判断: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中国人很快向毛主席汇报,因此,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就说,哲学可是个“难题”。

  ③《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但是,在这次谈话中,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没有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此,基辛格未作解释,《访华》未作探索。其实,按原记录作些查证,答案就在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72年2月21日上午版第一页的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电讯中,现节录如下:

  ④《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合众国际社关岛阿加尼亚二月二十日电】(记者:诺曼·肯普斯特)尼克松总统今天说,他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马拉松式的会谈,如果这些会谈证明在缓和中美紧张局势方面有成果的话。

  ⑤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的谈话传达记录,1971年10月4日。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尼克松在他的蓝、白、银三色的“七六年精神号”喷气式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的主人想参加会谈多久,我就准备参加会谈多久。”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⑥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他说:“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他说:“我自己对世界上的长期的和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领导人的眼光必须看得很远——我们的政策辩论必须根据一项妥善地制订、并且为人们充分了解的哲学,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

  ⑦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在这里,“哲学”具有特殊的含意。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的角度”,是指“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而是“眼光看得很远的”。他说,他对“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妥善制订”的“哲学”。这里的“哲学”实际上是“战略”的同义语。

  ⑧毛泽东对《空军报》社一封来信的批示,手稿,1971年10月4日。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这次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尼克松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句开场白真是高明之至,精彩之至。然后,毛泽东借尼克松的话并揉进自己的意见,用幽默的口吻明确提出:“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这就是说,不吹眼前的、具体的、日常的、策略性的问题,只吹问题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⑨这里泛指“打倒一切”的造反派。反对周恩来的“五一六”集团是1967年5月成立、9月被公开揭露的,而“大闹怀仁堂”是同年2月间。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尼克松简述了他在飞机上“这样说”的原由,赞誉毛泽东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这里的“哲学家”意为“战略家”)。毛泽东避开了尼克松的赞誉,转而一再促使基辛格发言。在尼克松引导下,基辛格讲了他在哈佛大学时指定他的学生“读主席的选集”(《访华》将“选集”改成“文选”)。接着,《访华》写出了内容与记录相同的三句话,即: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⑩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14日。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尼克松将这三句话以基本相同的字句写进他的回忆录,起语用的是“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他称赞毛泽东的那句话则写成“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时,他先对一位负责人说:“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他又说: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1994年尼克松逝世后,人们发现在他尚未出版的最后著作《超越和平》一书中,首先提到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富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尼克松在对同毛泽的会见有点睛之语,他写道:“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此处及以下所引用尼克松的话,均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9至253页。)简言之,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亦即中美关系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中央警卫部队。——引者注)在毛家湾(林彪住处。——引者注)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毛泽东牢牢抓住这个主题,主动对尼克松和基辛格说了五段话: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①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第一段。《访华》称,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其实,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本未提台湾,只讲了上述这段话。基辛格认为,这是向尼克松“传话”:“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指不许美国及任何外国干预)。这就从“哲学”方面阐明了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并交上一份书面检查。他回忆道: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二段。据《访华》称,毛主席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一段的文字与记录相同。记录中“头一次来”之后有一逗号,《访华》删去了,这有损原意。“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7月16日同时发表。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基辛格确因“跑中国跑出了名”。他说:当尼克松派他秘密访华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我基本上是默默不闻的,我任职两年半以来从未举行过公开的记者招待会”。毛泽东这样说,是对他“跑中国”表示赞许,激励他继续“跑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而努力。

  张耀祠还回忆道: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公报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描述。基辛格说,在他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指出,这一宣告会震动世界。他说对了。这不仅使新闻界震惊,而且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毛泽东讲这句话,似在向尼克松和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不只是两国之间的事,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应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

  在这之后,“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待和说明问题的机会。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第三段。《访华》称,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毛泽东讲这句话的因由是: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此外,尼克松也想借助改善中美关系多捞选票,连任总统。毛泽东早就看出这一点,1970年12月18日,他对斯诺说:“1972年美国要大选,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并批准了美国乒乓球队和一些友好人士、新闻记者等访华,但对美国政界人物的访华申请则不予安排。据基辛格称,在他1971年7月,准备秘密访华时,“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基辛格抵京后,在同周恩来会谈中,婉转地表露了此意,周恩来明确告诉他,我们收到了美国政界许多人士申请访华的函电,但我们都未邀请。基辛格立即代表尼克松感谢中国领导人的“明智”。并说,美国走向同中国友好之路应由尼克松总统亲自开始,美国其他政治家步尼克松的后尘才是合适的。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②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毛泽东的讲话意味着,中美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应该超越美国党派政治的框框,高瞻远瞩地持续地发展中美关系。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③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第四段。摘抄原记录(《访华》所作的删改则不提及):毛泽东在会见中对尼克松说“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毛泽东指的“右派”,是作为“哲学问题”讲的。从“哲学”即“战略”上讲,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中,在“苏攻美守”的形势下,右派主张对苏强硬,或可称之为抗苏派,左派主张对苏妥协,或可称之为亲苏派。为了抗苏,也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对苏妥协,往往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尼克松、基辛格说成右派,并把“英国的希思首相”以及“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说成右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右派当政”。对此,尼克松做了心领神会的回答。基辛格犹感不足,以向尼克松提醒的方式补上一句,毛泽东马上做了回应: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特别是毛泽东自己承担了责任,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中,打击面比较小。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基: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毛:就是啰。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已快满七十八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又受到种种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一九七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④”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第五段。摘抄记录(《访华》所作的重大删改则不提及):

  毛泽东的病情急遽变化,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后不久。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ta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陈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症去世。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密切共事,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平常的友谊。但“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受到不小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他去世后,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的追悼会,定于一月十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八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当夜又送毛泽东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在悼词稿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⑤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当时的情景:“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⑥”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这一段内容丰富,试作如下解释: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是指1949年初夏至1971年初夏;“总是谈不拢”是指中美关系问题。

  “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并派秘书傅径波向我南京外事处处长黄华传话。毛泽东得报后,于5月10日致电南京市委:“黄华可与司徒见面”,告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司徒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后又表示,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⑦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1954年12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对此种种,中国政府均发表严正声明,一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毛泽东到达陈毅追悼会会场时间很早,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会来,除了陈毅家属和闻讯以最快速度赶来的周恩来外,还没有多少人到达。毛泽东一下车便要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张茜等人进入休息室时,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迎接。张茜上前握手,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毛泽东也凄然泪下。他请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张茜喃喃而语:“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她的话,不让她再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的几个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⑧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在一些国家斡旋下,中美大使级谈判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到1960年9月,会谈了100次,除开始时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外,别无结果。美国政府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不准中国人去美国,不准美国人来中国。1960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曾经设想”,双方先就“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达成协议,“以便为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为此,中国方面在中美100次会谈中,曾经先后提出消除两国贸易的障碍,消除两国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障碍以及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互换记者等等一系列的合理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中国方面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后在会谈中没有必要再在次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应首先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即“美国政府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全部撤出的问题”。

  这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宋庆龄、朱德等陆续到达追悼会场,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如果借用毛泽东的语汇,把“根本性问题”称作“大问题”,把“次要问题”称作“小问题”,则可对中、美两国的态度作这样的描述:中方本想先解决一些“小问题”,以便解决“大问题”;而美方的态度则一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经过100次谈判之后,我方改变了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毛泽东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

  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又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直到约翰逊总统下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4次,未取得任何成果,毛泽东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是指他们都坚持敌视中国、霸占台湾的立场,因而“我们总是谈不拢”。“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总统是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是尼克松,“你们也没有想通”,当然属于我们“不那么高兴”之列。

  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边工作人员立刻把一块黑纱戴在他的大衣袖子上。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自1949年5月黄华会见司徒雷登算起,整整22年,“总是谈不拢”。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车。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尼克松就职后,美国政府在别的方面向中国做些姿态:196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100美元的中国制的非商业货品),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当获悉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有访华的要求时,毛泽东立即决定邀请该队访华。这一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起到“小球推动大球”的作用。但毛泽东对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则不予重视。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毛泽东指示,不同美方谈贸易问题。其后美方多次要求开展中美贸易,我方均表示不感兴趣。直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提到可以“搞点小生意”,双方贸易才开始起步。

  陈毅追悼会,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参加的少有的几次追悼会之一,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以上五段中,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讲了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如此答问,体现了毛泽东鲜明的立场和超人的智慧。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通栏标题是:“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同时发表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悼词和西哈努克亲王写的悼文。此后近一个月里,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等,悼念陈毅的活动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还应提到,《访华》指出:“这次会见因毛主席大病初愈,到3时50分即结束。”其实当时已80岁的毛主席尚未痊愈。会见时,医护人员藏在附近房间内准备随时抢救。但毛泽东仍与尼克松谈了70分钟。尼克松写道:“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基辛格写道:“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毛泽东这种显然包含着歉意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它给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企盼已久的“信号”。周恩来不久后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⑨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摘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著 中信出版集团 】

  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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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生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张玉凤回忆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景说: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书 名:《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主席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同志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作 者:熊向晖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此时,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⑩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①毛泽东接见武汉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20日。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书 号:978-7-5217-0104-3

  ②张耀祠书中原文如此。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③《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20、126、127页。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定 价:72.00元

  ④毛泽东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谈话记录,1971年10月8日。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这是一部越深入读,越有价值、越有风采的书,既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熊向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⑤毛泽东对陈毅追悼会上悼词稿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8日。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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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7、178页。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内容简介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熊向晖同志在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生动翔实地记载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在隐蔽战线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十二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的丰富经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让读者领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作风和斗争艺术,以及熊向晖同志的传奇人生和传奇经历。

  ⑧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作者简介

  ⑨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记录,1972年8月1、2日。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熊向晖,安徽省凤阳县人,1919年4月12日出生于山东省掖县。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周恩来指示下,到国民党胡宗南将军部队,从事地下秘密情报工作十二年。1947年9月,到美国西储大学研究院学习,1948年9月,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⑩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1949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1962年,任中国驻英代办;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1971年11月,任新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代表;1972年8月,任新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1983年至1987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至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

  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跟随他去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道: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尚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数脉搏。”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正慢慢地清醒过来。”①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毛泽东的生命力仍很顽强。经过紧张抢救,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愕然不解。当他知道自己刚才曾经休克时,平静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②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毛泽东清醒过来后,体温仍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存在了一年多。③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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