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起来行,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调敝,满目疮痍,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歧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歧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歧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并共产主义不信”,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他和王京歧合作,一个对外,一个理内,关系处埋得非常好。后来周恩来被调回国,王京歧深感“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
  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是很重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门办了侧重于理论的杂志《少年》。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结合在欧洲的斗争实践,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行卖办,滥官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他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而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主力”。
  他主张中国革命要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他在进行工人工作中,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工会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就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在建设”。工会与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工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于世界形势,周恩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他卓有远见地预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在日美之战起来后,谋中国独立的战士“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
  旅欧这段时间,对于周恩来来说,除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以后从事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打下多方面的基础外,同时在组织上也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刘伯坚、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张伯简、林蔚、郭隆真、熊雄、孙炳文、穆青、欧阳钦、袁子贞、马志远、李大章、邢西萍等,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是旅欧党团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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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国民党;活动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身后没有个人财产,没有墓地,没有子女。他鞠躬尽瘁,将一生奉献给了人类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周恩来的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何时确立的?如何确立的?何以成为他一生奋斗的动力?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历程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一个重要阶段。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手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此过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得以积累经验、发展壮大。在此期间,许多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担任高级职务。他们的很多活动,都尘封在那发黄的国民党历史档案中。数十年光阴逝去,当我们拂去这些历史档案上的尘埃,重新翻阅这些珍贵的信函手迹时,一些熟悉的名字逐渐浮现出来。本期《党的文献》首次正式公开发表的《海外保存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大革命时期的几封信》,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复制的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保存的档案中选出的。这组珍贵信件,从一个侧面比较清晰地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工作期间的一些片断。 一、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组织、宣传、农民三部门的出色工作 人们通常认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前,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共产党是一个小党,但在当时的湖南,情况恰恰相反。1921年8月中旬,参加中共一大后的毛泽东,回到长沙即着手组建共产党组织。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人。此后湖南共产党组织迅速发展,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如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夏曦、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加入共产党的。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而此时湖南的国民党员只有一个人,湖南国民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开展什么像样的活动。 毛泽东出色的组织能力获得了中共中央的认可与肯定。1923年1月,陈独秀开始筹备中共三大,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广州,同时把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身份出席大会。这年9月,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贯彻落实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为便于开展工作,国民党本部委任毛泽东为国民党筹备员,这就是本期所发文献《毛泽东关于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致林伯渠、彭素民》中所说的“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 在毛泽东回湖南之前,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已经接受他此前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的覃振、邱维震成立筹备组,开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但这时,谭延闿开始率军讨伐赵恒惕,湖南战事吃紧,《毛泽东关于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致林伯渠、彭素民》中所讲的“政局忽又变化”即指此事。在战火中,毛泽东回到长沙,与夏曦商定筹建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9月28日,毛泽东向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和副部长林伯渠汇报了他们的计划:“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还建议委任夏曦为筹备主任。在毛泽东等的努力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支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自此,国共合作进入新阶段,国民革命风起云涌。 国民党一大之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作了一段时间。1925年9月,毛泽东来到广州,筹备即将于1926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此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汪精卫政事繁忙,特委派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本期发表的文献《毛泽东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致中央秘书处》中毛泽东所说因病“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州疗养”,说的就是他在代理宣传部长任内的事情。 但此时,国共合作形势发生突变。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位任国民政府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陆续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毛泽东卸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谭平山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卸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务的毛泽东将工作重心集中到农民运动上,出任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于1924年7月,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农讲所先后共举办六届,平均每届学期三至六个月,主要目的是调查广东的形势和派毕业学员作为特派员到农村工作。鉴于前五届学员主要来自广东,毕业后也大都分配在广东开展工作,第六届农讲所扩大了招生规模和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5月3日正式开学,327名学生来自全国20个省区。因为学员人数大大增加,以广东一省的财力很难再提供大笔经费支持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所以毛泽东于1926年9月17日给农民部秘书陈克文写信,特别提醒:“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但对毕业学员返乡路费不足,则千方百计予以解决,以保证他们及时回到基层开展工作。 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毛泽东于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后到武汉,又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次年3月,他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随后“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时年34岁的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二、周恩来:留学海外的革命家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有这样一群曾留学海外的人物,他们20岁左右赴法勤工俭学,在欧洲学习、工作,并投身革命运动。他们的名字在中国现代史上熠熠生辉: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陈延年、李立三、李维汉等等。 这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是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1915年他们组织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号召广大青年赴法国半工半读,1916年又联合法国政府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众多渴望学习先进知识的青年人,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梦想,踏上了驶往法国的轮船。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轮前往欧洲。 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本地工人尚且大批失业,更何况这些语言不通且缺乏技术的中国学生了。加上主管留学事务的“华法教育会”以经济拮据为由,在1921年1月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们脱离经济关系。生活陷入绝境的中国学生们忍无可忍,几次在北洋政府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就在此时,里昂中法大学又拒绝录取勤工俭学学生。为了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留学生们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通过与校方谈判、游行甚至占领校舍等方式奋起抗争。在北洋政府的威胁和法国地方警察局的镇压下,这些抗争均以失败告终,但学生们的革命意志更坚定了。革命潮流在涌动,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青年在悄悄筹划成立革命组织。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赵世炎任书记,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成立后的“少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络,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定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选举产生“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书记。 这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合作,共同建立民主主义联合阵线。以周恩来为首的“旅欧共青团”积极贯彻该项政策,与负责在法国组建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取得联系。1923年6月,周恩来率领“旅欧共青团”代表来到里昂,与国民党总部代表商谈国共合作事宜。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召开成立大会,王京岐当选为旅欧支部执行部部长,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科主任。在王京岐回国期间,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 由于中共旅欧党、团员的加入,国民党旅欧支部人数急增,党员分布于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地,绝大部分居住在法国。为了更好地管理留法的国民党员,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巴黎成立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相当于国民党在法国的支部,任命周恩来为通讯处筹备员。1924年1月17日,周恩来出席国民党巴黎通讯处成立大会,并报告筹备经过。次日,周恩来致函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报告了通讯处筹备与建立的情况,这就是本期所发表的文献《周恩来关于中国国民党巴黎通讯处成立事致彭素民》的主要内容。 由于国内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广东革命政府急需大批干部,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结束近四年的海外留学生活,奉调回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之中。 必赢手机登录网址,三、刘少奇: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工人运动领袖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10月攻占武汉。全国革命重心开始由广州转移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迁都武汉。武汉的工人运动基础本来就比较好,北伐军占领后,工人运动形势迅猛发展。 1926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李立三任办事处主任,刘少奇兼任办事处秘书长、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10月,刘少奇抵达武汉,为全总迁址武汉做准备。1927年2月,全总由广州迁到武汉。在全总领导成员未到齐之前,由刘少奇、项英、李立三等组成临时常委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由此,武汉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北伐前夕,武汉地区有13个工会组织,到1927年初,工会组织发展到300多个,会员发展到30万余人。从1926年10月起的半年时间里,武汉工人举行了300多次罢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同一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华商总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月3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组织报告时指出:湖北尤其是武汉各工会及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同时,工会要有自己很严密的组织。就在这一天,汉口发生了一起革命群众与帝国主义势力严重冲突的事件,即“一三”惨案。 从1927年1月1日起,连续3天,武汉各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举行各种庆祝活动。1月3日下午3时左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钟楼旁讲演,宣讲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听众越聚越多,英国租界当局十分恐慌。突然,全副武装的英国水兵从租界冲出来,当场打死码头工人1人,打伤群众30多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刘少奇得到紧急报告后,立刻赶往现场领导民众开展反帝斗争。当晚,在李立三和刘少奇主持下,全总汉口办事处和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要求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要求赔偿死伤损失;要求将凶手即移送我政府惩办,等等。 1月4日上午,李立三、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前往国民政府商谈,要求政府立即与英方交涉,通过外交途径收回英租界。中午,刘少奇出席武汉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交涉,限其在72小时内答复。会后,国民政府表示接受,并与英方交涉。 1月5日下午,30万武汉市民从四面八方向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坪汇集,举行追悼“一三”惨案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刘少奇站在队伍前列,和各界群众一起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者的罪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向英租界行进。刘少奇带领工人纠察队奋勇在前,冲入租界,在英国巡捕房的屋顶上很快升起了中国国旗。被英国强占了几十年的中国领土,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本期发表的刘少奇致李立三、陈群的信中描述的紧急状况,即指此时的局面。 革命群众与帝国主义的冲突并没有结束。1927年4月3日下午,日本水兵在汉口乘坐人力车不付车钱,反而打伤车夫,又将闻讯前来救助的另一位工友刺死。附近群众闻讯赶来,同日本水兵搏斗,当场捉住几名肇事者。这时,停泊在长江的日本军舰水兵大批登岸,对中国民众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民众数十人。这就是本期发表的文献《刘少奇关于呈请发资安葬“四三”惨案烈士致薛修》中所说的“四三”惨案。 4月4日下午3时,武汉各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刘少奇代表全总在会上报告了“四三”惨案的情况。晚7时,全国总工会又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刘少奇报告了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的有关情况。会议决议要求,工人阶级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团结起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同胞的惨杀,取消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4月9日,全总再次召集代表大会,号召工人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杀,反对妥协。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行为的斗争很快开展起来。 四、殊途同归:青年革命家汇聚 国民革命洪流中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最年长的代表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只有19岁,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恰巧的是,毛泽东那一年刚好28岁。以后改变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些青年革命家组建起来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刚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分别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部门工作过,各项工作均开展得有声有色。到大革命失败时的1927年,毛泽东34岁,此时,他已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者,成为中国革命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1920年,周恩来远涉重洋。在欧洲,他度过了从22岁到26岁近四年的岁月。当他去欧洲时,还是一个正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到他踏上归国征途的时候,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1927年,周恩来只有29岁,等待他的是更加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洪流。 1922年,24岁的刘少奇开始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与工人运动的不解之缘。不久,他到江西安源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后来又在上海、广州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到1926、1927年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时,刘少奇已成长为赫赫有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革命潮流,浩浩荡荡,吸引着各个方面的革命精英投身其中。在这些青年革命家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朝着光明而胜利的方向不断前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10&ZD047)《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在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茹静,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馆员,北京100006〕

在比较和选择中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是一位活跃的青年才俊。他1913年春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曾任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敬业乐群会会长等职。1917年6月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1919年4月从日本回国后,参加五四运动,领导天津学生运动,并参加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1920年11月,周恩来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至1924年9月回到国内。正是在这期间,周恩来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牢固地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完成了他人生思想上的一次升华与飞跃。

根据中共中央1985年批准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确认,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入党时间。而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是1921年春。当时他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地方组织。应该说,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是周恩来有入党的要求和愿望,而且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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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周恩来却在致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坦诚相告,他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确立的时间是加入党组织之后。他在1922年3月的信中,叙述了自己一年来“居法积感”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也就是说,1921年春加入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周恩来,是到1921年秋天才定妥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由此可见,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就是一个经历了思想风暴,多方比较的结果。他承认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要比一些觉悟社的成员要晚。其原因一是自己的富于调和性的天性,不会简单地选择一种极有战斗性的主义。二是追求真理的心情极为强烈、炽烈、热烈,因此非常慎重,决不轻易谈什么主义。直到旅欧后,采取各种方式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以后,才做了决定,下了决心。

周恩来探讨救国之道,最初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他在1921年1月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指出:“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这时的周恩来认为自己对俄国方式和英国方式都没有成见,但了解到俄式以暴动为特色,而英国的方式更稳些。两相比较,周恩来有了一定的倾向性,这就是:中国的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但他也有顾虑和担心。所以,此时周恩来还没有选定他的救国方案。

1921年10月,周恩来自英国返回法国后,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主义、社会主义等,同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周恩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社会势力盘踞的社会里,“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法国总工会“大多数派大半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周恩来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在对各种社会思潮、主义比较的过程中,《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对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关系极为密切。1921年10月以后,他充分利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于1919年宣告成立后,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的条件,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考察,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对于年青的周恩来至关重要。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领会到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便是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早就确定了要救国救民于水火,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10月13日,周恩来为中法政府策划将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104名代表强行遣送回国一事,撰写长篇通讯向国内详细报道中法政府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文章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1922年3月,觉悟社社员黄爱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周恩来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诗一首,他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周恩来还写道:“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烈士的鲜血更深刻地教育和打动了周恩来。他真正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个奉献社会、奉献人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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